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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最感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联为一体；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并不辞辛苦的向各界宣传他的筑路主张。

在七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向孙中山和黄兴伸出了橄榄枝，邀请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袁世凯甚至派程克、张昉作为专使，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8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启程北上，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

袁世凯对这次高峰会谈非常重视，在他眼里，孙中山和黄兴虽然已经在野，但这两人仍旧享有崇高威望，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以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这场政治危机并确定各方认可的内阁总理的话，就必须要利用孙、黄二人的威望，共渡时艰。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稳健派支持孙中山、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借此羁索孙、黄二人，在此敏感时期，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这时，原湖北革命*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张振武，湖北罗田人，生于1870年2月，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为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三武”。在“三武”之上，还有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主要依靠立宪派支持，与这些革命党人存在很大矛盾。不仅如此，起义前进行通力合作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也出现裂痕，以至武汉的局势极为复杂多变。

1912年2月27日，武昌突然爆发“群英会”暴动，原因是一些被裁编的军人对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等人极其不满，引发事端。这次事变虽然以调解而结束，但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军被解除职务而改任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张振武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对这位从床底下抓出来的副总统，在黎元洪最初不愿投身革命的时候，张振武就曾主张将这位前协统杀掉。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得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耶？”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非常想建功立业，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非常认真的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要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和孙武发生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