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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的中国了。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党为　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方面放弃了军事，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这在一个沿习千年、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这如何能办得到呢？宋教仁以为只要有一部《约法》，藉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要知道，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都是*裸的武力，又有几个把法律当一回事？

宋教仁也许忘记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与袁世凯的争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回来呢？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现实了吧。

孙中山当时的消极，一来是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财政窘境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二来也可能是他在潜意识中认识到，既然革命党人打不过袁世凯，那就只好信任并将政权让给他，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等到国家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时再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竞争。

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思想，孙中山曾在给宋教仁的信中透露过：“如今不管是谁来执政，都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获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国家内部的力量越来越枯竭，外来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紧逼，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从政治上开药方治疗，只会越弄越乱，每况愈下而已。一定要从根本着手，发展国家的物质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国家的形势巩固不动摇了，政治才能活动开来。”孙中山当时那个“大铁路计划”，恐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