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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阅读回忆录初始的兴奋，随着收获的渺茫而渐渐消失殆尽，并使我陷入更为迷惑的境地。我不断追问自己，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已被历史资料证实卷入了西北石油的纷纭中，可在他百万字的回忆录中为什么竟没有记录下一个字？

我不得不查阅更多的资料，在蛛丝马迹中寻找这段历史的踪迹。

1934年7月，顾维钧自驻法公使的任上回国度假。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与蒋介石的会面，以及在青岛、上海与亲朋故友相聚的情况，除此便是关注时局，阐述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对世界形势的评论比蒋介石客观的多，也正确的多。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对日本政府无理的要求不能一让再让。但蒋介石只要求他做好中日和谈，理由是给他几年时间打败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可顾维钧坚持他对日备战的思想。

下面，我们便只有通过其它资料来解顾维钧“避事”之谜了。

1935年7月12日，顾维钧、周作民、钱永铭、严恩梄　、张盛隆等五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申请的理由是极充分的；中国的油料生产几乎为零，每年进口需耗资一万万元之巨；发展民族工业，才是自强自立之本。

实业部长陈公博接到呈文，不敢怠慢，立即电告正在成都指挥“剿共”的蒋介石。

这五个呈文的人在三十年代都是中国的闻人。顾维钧自不消说，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是江浙财团的首领，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严恩梄　、张盛隆均是南洋首富。还需点出的是，严恩梄是顾维钧的姻兄。

1935年8月7日，蒋介石复电陈公博，同意顾维钧等五人的申请，但提出四个限制条件：

甲、该地地临边陲，油矿开采务必全用华资，以免引起意外纠纷，万一查有洋股，所得权利完全无效。

乙、在平时或临时，皆须遵守中央政府所颁之法律及命令，各种运输方法皆须先得政府核准。

丙、关于该处地质情形及探采炼等方法，须与资源委员会随时接洽。

丁、有必要时政府得派员监察或指导。

陈公博接到蒋介石的电文后，具此向行政院送上提案，行政院因有委员长的详尽指示，很快做出决议，将提案送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等五部，会同经济、军事、资源等三个委员会审查。五部三会审查后写出报告，转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后，于1935年11月1日发布国民政府“秘字第82号训令”，正式批准了顾维钧等五人的申请。

孙中山生前是极力主张矿业国营的，此番蒋介石将石油开采权交私营承办，虽约法“四章”，仍免不掉“违训”的行为。如此大的国计民生之事，从申请到批准，仅用三个半月时间，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这虽然有赖顾维钧的名望和人际关系，但国际云涌的战争危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国力增强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事情的关键。

这对顾维钧来说，应该算一件人生大事，可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不愿提起呢？我在解此谜之初，曾以为天下的圣人都不愿世俗之徒知道自己的瑕疵，德高望重的外交家去经商赚钱，总是个被人嗤之以鼻的事，所以避之不谈。问题绝不这样简单。

顾维钧获得甘、青、新石油开采特许权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采矿公司筹备处”，并聘请美国石油地质专家马文·韦勒和弗雷德·萨顿组织考察队赴西北考察。

47年后韦勒博士的女儿哈莉特·韦勒将韦博士在中国西北考察期间写的家书和考察情况编纂成书，公布于众。我得到了这部书。

在韦勒博士的信件中有这样的记述：

顾维钧博士为首的一批中国首富已在中国西北数省享有石油开采权。……一位加拿大人作为中国人的代理人已经同纽约的美孚石油公司接洽，商谈美孚石油公司参加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开采问题。因为对美孚石油公司在该地区开采石油已作出何种允诺毫无所知，所以他们要求先得到第一手的报告，然后再商谈合作问题……虽说我是被中国人直接雇佣的，但我却是美孚石油公司的雇员，并且从该公司领取薪俸。……

——1937年1月8日

按原来的计划是要乘一艘快轮的……但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另外两个人已经订了这艘快轮的票，公司觉得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1937年2月11日

昭然若揭！

顾维钧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