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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仪”是我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祖国土地时，俯身抓起一把土，失声痛哭。

翁文波归国后，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三个月后，带着自制仪器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中国人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为此，数十年后，他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多架物理探测仪，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到玉门油矿做物理探矿。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说：“翁先生，我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

童宪章的父亲童翼与李济深同窗，参加过蔡锷的护国军，时任国防部均衡司司长。国民党将门之后的童宪章并没有去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问翁文波：“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听罢，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

冯秀娥，一位极文静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翁文波的未婚妻，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她收到翁文波欲赴西北的信时，翁文波已到了玉门。信中写道：“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信未读完，冯秀娥已是泪流满面。她认定心爱的人西出阳关的选择是件伟大的事业，决心退学，追随文波而去。

翁文波向我介绍说，冯秀娥是个连手帕都不会洗的女孩子，可她作出的决定连她的母亲都阻拦不了。她先回天津向家人辞别，然后设法离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度万里关山，来到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与翁文波完婚。

我在童宪章的家中见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纪录着翁文波与冯秀娥的婚礼。这是一场现代青年无法效仿，更无法理解的喜典，因为这仅是一顿石油河畔的野餐。那天，翁文波的好友属下相约自带食品，来到石油河畔，围着新郎新娘席地而从，相互礼让，开怀痛吃。蓝天白云，大漠戈壁，这真可谓天地作合的千古绝唱。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在这里都不再生动，世界上所有的豪言壮语在这里都变成平淡。

后来，他们有了儿子翁心儒。心儒长到三岁，冯秀娥带他到嘉峪关玩。心儒看到树，惊奇地问：“妈妈，这里的花怎么这么高？”老君庙没有树，孩子长大后只看到过自家的野花，此刻，他将树当作了花。冯秀娥心酸地流下了泪。为了让孩子心中永远拥有树，翁文波将心儒的名字改为心树。

金开英，字公彛�Ｕ馕恢泄�队凸ひ档闹饕�唇ㄈ艘咽蔷攀��甑睦先耍�淇斓卦谔ㄍ灏捕人�耐砟辍Ｋ��驳哪抗獬３Ｏ蜃疟狈剑�稍酱蠛！⒏呱剑�プ费捌盍�较履前敫鍪兰颓凹枘讯�曰偷乃暝隆�

因为海峡相隔，我与金先生只能以笔谈交往。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给我的两封信内容简而凝，所幸他的部下大多生活在大陆，使我对他的生平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先生评价金开英为人宽厚，颇俱长者之风；曾任玉门油矿炼厂厂的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熊尚元说，金先生开明民主的作风影响了一代石油炼油工程技术人员；在台的老油人则赞叹他的人格高洁。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不参加任何党派，即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他巨大的功绩，他也淡泊功名，不去入阁作官。

1931年，金开英第二次留学归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任燃料室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能源研究机构。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一家人未及逃出北平，他只身一人到大后方，接受翁文灏的任务，用极短的时间筹建起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名为动力油料厂），为前方提供了大量代用燃料。1941年，金开英受命于艰难之时，不计名利，不慕荣华，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到玉门油矿出任炼厂厂长。他带领员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的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而此时，他的妻儿老母正在万里之遥的北平，日寇的铁蹄下煎熬。他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遥寄东方，将思念化作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