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1/4 页)

危难受命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拯救饱经忧患的祖国，怀着科学与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奠基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的基础而殚精竭虑，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微小的，可一座辉煌的大厦能够嘲笑它那未坦露在阳光下的地基吗？解脱了二千年封建王朝桎梏的中国不就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他们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砌筑着大厦的屋基啊？

——采访札记

危难受命

1992年夏，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十余位古稀老人来到北京，恭敬地拜访了一位老翁，向他送上一幅精美的银制台屏，台屏上镌刻着“饮水思源”四个字，并作文道：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方其功之未成也，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其所，是以得志于成功。吾公受命于抗日战争艰难之际，开发石油于祁连戈壁之间，排众议，闯万难，卒成事功，为我国石油工业开创新猷，其丰功，其伟业，实足以当之。”

他就是百岁老人孙越崎。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实业家，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叫同康的小山村，原名孙毓麒。1915年在复旦公学读书时，他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立志救国图存，使中国越过崎岖的道路，走上光明的坦途，遂改名越崎。1917年，孙越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天津“五四”运动中，到直隶省长曹锐衙门中请愿的“四君子”之一。论名声，孙越崎当时比周恩来要大，只是周恩来其后选择了共产主义，而孙越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在那个创造英雄的时代里，确实存在着比其它时代更多的必然和巧合，三十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迎接了起义归来的孙越崎，应了那句有志者殊路同归的话。

孙越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生为中国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不已，在他92岁时，还率领三峡工程调查组沿三峡实地考察了38天。1990年，时已97岁的孙越崎亲笔撰写三万言的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他堪称人类历史上做实际工作年龄最长的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世纪人生丰富而绚丽，但是最能体现他的品质和成就的，应属对玉门油矿的创办和开发。

1940年8月，孙越崎作为资源委员会专员，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到玉门油矿作有无大规模开采价值的调查。此时，翁文灏已有意让孙越崎领导创办玉门油矿。

一进入矿区，挑战与机遇立即像两把倚天的长剑悬在了孙越崎的头上。

已实际上成为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玉门油矿，设备之简陋，技术之落后，令人吃惊。

从延长调来的两部冲击式钻机，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上下顿击钻井，井架是木头的，汽轮机转速每分钟最高仅达360转，28马力的钻深能力仅200米。钻进时，因为缺少套管、钻杆、钻头，怕过多损耗钻机，要人工先在井位挖一口方井，然后再下钻头开钻。老君庙一号井井深仅米，方井便挖了米；6号井竟挖了47米深才使用钻机，致使挖掘中一名工人窒息而死。为了增强钻井能力，资源委员会于1939年11月从宜洛煤矿调来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玉门，孙越崎来玉门调查时，又有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矿，这些探煤矿用的钻机钻深能力最大也仅800米。

为了多出石油，煤矿出身的靳锡庚竟像开煤矿一样，在石油河畔悬崖下挖平硐采油，先后共挖三个硐，最深的坑道达47米，三硐日产石油一吨。

没有一寸输油管道，从油井采出的原油通过人工挖掘的壕沟导入人工挖掘的土油池，然后再由人夏用桶挑，冬用筐抬，运到炼厂炼油，至使原油和原油中的轻质油损失巨大。

最初的炼油设备仅为一个70加仑的的蒸馏锅，装建在老君庙前，炼油的燃料则是从附近砍伐的骆驼草、柳树和祁连山里采掘的煤。1939年10月，油矿筹备处在石油河畔兴建起第一炼油厂，建立起手工操作的连续性立式炼炉和卧式蒸馏炼炉各两具。孙越崎到玉门时，金开英正筹建嘉峪关第二炼油厂。

设备虽然简陋，但还有令孙越崎更为兴奋的一面，这就是人的精神和满山满沟露天存放的石油。此时，老君庙已有职工七百余人，油矿的基础经过他们百折不挠的努力在戈壁上已初步形成，生产出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