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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1860年—1920年），字范孙，本是清朝翰林，做过学部侍郎，思想相当开明。张伯苓（1876年—1951年），原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张伯苓早年曾在海军服务，期间，他亲历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从此决心弃戎从教，创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张伯苓先在天津严修家馆中教授西学，为以后办学奠定了基础。

严修和张伯苓在考察了日本教育回国后，于1904年在严氏私宅创办了敬业中学堂，1906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民国建立后，又更名为南开学校。1918年，严、张二人又赴美国考察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状况，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张伯苓亲任校长。

作为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的艰难自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尤以办学经费问题为最。为解决这些问题，严修和张伯苓二人四处奔走，游说各地。为了筹到款项，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白眼，但他却说自己这样做，是“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还对自己的学生讲：“我为自己向人开口捐钱是无耻，为南开不肯向人开口捐钱是无勇。”在二人的努力下，南开先后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前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山西富豪孔祥熙等人的资助。此后，南开还得到过一些国外机构和个人的资助（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捐助建筑及设备费万元，河南袁述之捐款7万元等）。但南开接受私人捐款一向有明确的原则，即“决不受任何有限制之募款”。正是由于张伯苓的坚持不懈，南开大学才得以在艰难的状况下逐步发展成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

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有文、理、商三科，招收了96名学生，周恩来是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1920年增设矿科（后于1926年停办）。在建立初期，南开大学就开时代先声，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北方的私立大学中是第一家。1920年秋季，许桂英考入南开大学文科，从此拉开了南开大学男女学生同校的历史。1927年至1937年，南开大学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设备更加完善：1927年，南开大学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名气。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经济学院，同时在理学院增设了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在校园建设上，1927年卢木斋捐资10万元，开始兴建“木斋图书馆”。1931年陈芝琴捐资建成“芝琴楼”；在学制上也有较大的转变，从最开始照搬美国模式发展为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这可以说是南开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张伯苓认为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有五条，即愚、弱、贫、散、私。所以在办学中，张伯苓特别注意从这些方面教育学生。

首先，张伯苓非常提倡科学。虽然南开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在南开成立之初就从日本购回了多种理化仪器，以后又每年添置。对该花的钱，张伯苓决不吝啬，使南开的教学设备在当时除教会大学以外的私立大学中可谓首屈一指。

张伯苓还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等在南开都是不允许的，学生一旦违犯就会被勒令退学。张伯苓曾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他早年以身作则戒烟的故事就一直在南开传为佳话。有一次，张伯苓批评一个违犯学校规定抽烟的学生，没想到这名学生反驳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张伯苓半天没说话，接着他突然把烟袋杆一折两段，然后对学生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以后，张伯苓就再没有抽过一口烟。南开校门旁曾经立了一块大镜子，上面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参观南开时对此感触颇深，并特意让人将该镜拍摄下来登载在美国报刊上。

为克服中国人弱、散、私的毛病，张伯苓还很注重体育锻炼和团体活动。南开规定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是课外活动时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教师和宿舍到运动场或社团参加活动。早在还是南开学校时，学校就拥有8个网球场；南开大学篮球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