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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知危险，绝望无助，正民想到死：既然要枪毙，何必两人都去送死呢？不如让一人顶着算了。他想自己在信上说得多，猜想自己的罪也重。木已成舟，后悔不及。于是，他大义凛然地对鉴民说：“等将来审问时，就说你寄的那封信，也是我授意写的，罪名都加在我头上算了。少死一个人，总比两个人都死强。”常言说“慷慨捐生易，从容就死难”。鉴民听了，大哭起来，正民也流泪了。主意既定，生死由命，反而不像以前那样烦躁。他委托鉴民，将来如有机会，一定到他家看看，告诉父母，他决不是叛国贼。再转告维新，通知佩兰，澄清他的冤枉，叫佩兰别再等他了，让她去另找个男朋友吧！

在那危急时刻，乘着看押的卫兵不注意，利用送饭之机，鉴民托同学寄了一封信，邮给他哥哥崔纪贤，介绍事情经过，申告不白之冤。他哥毕业于黄埔十二期，通过同学关系，委婉陈述，向通校领导说明他俩的冤情。

两个月以后，方校长由台湾归来，他亲自审问这个案子。那天早晨，两人被卫兵押到校长室。校长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等简单情况，打开卷宗，将他俩写给维新的信拿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小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乱发牢骚，你们脑袋搬了家，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去吧！”说罢，跟警卫人员简要交代，他们就被押了出去。猜想着下场可悲，可能要到刑场枪毙了。谁料走出门，却把脚镣手铐除掉了，交给中队长，让他俩回到学生中间，又可以上课了。

不久，队长对正民说：“你跟崔鉴民，坐第一批飞机去台湾。”正民想，大概要押解到台湾去，说不定是到了那里，再收拾他们。飞到武汉转机时，有位史仁隽同学，家住机场附近，热情洋溢地邀请他俩，去史家做客。在路上，正民跟鉴民约好，伺机逃跑。心想，即使当叫花子，沿街要饭，也比到台湾受刑强。然而，有人跟着，苦无机会。

抵达台湾岗山后，同学们都跟他俩疏远了。因为，知道他俩“思想有问题”。戴上这顶大帽子的人，就像得了瘟疫，好多同伴不敢接近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值星官一定到他们床前，检查一番，手电筒照了又照，有时还用手摸来摸去，等触摸着身体，确实知道他俩睡在床上时，才放心回去。就这样，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杨正民于1949年完成学业，被分派到屏东，在通讯电子工厂工作。

第三章 军校情歌（9）

那时，维新在训练班结业，工作在台北，崔鉴民在新竹。三位生死与共的密友，分散在三地，不能见面，通信也少。正民背着思想包袱，小心翼翼，与新朋友不好交往，只能专心修配雷达设备。全然不见遇到的挫折，一头扎进修理工作中，拆卸装换，不厌其烦，一钻进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天早晨，八点不到，就开始工作。起初进度不快，后来经过摸索，找到门路，渐入佳境。随着一部部机器的修复，正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也使他有了强烈的成就感。他不但把屏东库房里的存货全部修好，还到台南去找，随后又检修了东港、花莲的机器。美国留下的雷达、多年没用的反雷达，以及高射炮雷达等，他都把它们一一维修好。

他投入其中，便也乐在其中。接触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远比书本知识更令人着迷。不久，在厂里他被评为最佳电器工程师，名声在外，连蒋介石的新式电器坏了，也找他修理，那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送给蒋的礼品，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

世俗喧嚣，红尘滚滚。正民荣辱不惊，一心工作，废寝忘食。岂不快哉！那时，他时常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半。猛然抬头一看，整个厂房里空无一人了，才急忙下班，跑到饭厅。同事们都去得早，通常在十一点刚过，就脱下工作服，洗好手脸，到了餐厅门口，等候用餐。待他走到餐厅时，大多已吃饱离去。留下一些残菜剩汤，由他收底。同事们都笑他，有时语带双关地说：“你都不会饿吗？”日月如梭，时间匆匆，就这样过去一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为了培训军事技术人员，台湾举办空军公费留美考试。当时军人待遇低，少尉薪水每月仅新台币56元，折合1�3美元。可是出国深造，每月可领250美元，并可学习尖端技术。所以人人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