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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干部和居民子弟，穿戴与用具，更非刘家圪崂的学生可比。五、六年级经过统考，招收城关公社范围的部分农村学生，住校、上灶，要交小米、白面、杂面、菜金洋，个别家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标准，瓜菜代”，在家里蒸成菜叶加麸糠的干粮，带到学校在灶房加热吃，这种学生称“半灶生”，王卫国自然属于这一类。开饭钟一响，“半灶生”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下自己的干粮，要不然，别的学生动开手，他们那些团力结构极差的食品很快就被搅散架，不成形了，手不能拿，只得用筷子往碗里拨拉，碗被占住，汤也无处盛。

尽管学校规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课一上完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但夏季天气酷热，糠菜团子极易发霉变酸，从卫生与健康的角度讲，这样的食物不能再吃，但农家的孩子看见东西心疼，舍不得丢弃，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每到这时，他们就离开饭队，躲到墙角，闭着眼，屏住呼吸，伸长脖颈，狼吞虎咽，几大口吞下肚，再来碗熬锅水，就算一顿饭，总比饿着强。

王卫国也撒谎。他知道了县城文化馆的阅览室，那儿的书报真多哟，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专门让人看。每到星期三、六下午，他心慌意乱地捱到课上完，急匆匆地赶到宿舍，取上干粮布袋，径直跑向阅览室，就像一头馋嘴牛犊溜进菜园子，拼命地啃，不到下班关门，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个最使他留恋的地方。偶然被老师碰上了，他就煞有介事地说，已经约好和村里某某一块回，相跟上走，人家让在这儿等，不见不散。回到家里，常常是掌灯时分，大爹大妈抱怨他不早点起身，他则又编谎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了。

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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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3）

音乐课则别开一番生面，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掌握音调快，别的学生还没全会时，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来了，每每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能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地主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初中时，出了一个笑话，王卫国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是笔下之误，还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贫农”写成“贪农”，信息传开，不胫自走，他获得了“老贪农”的绰号，全校尽人皆知。两三年后，他因祸得福，沾了“老贪农”的光。

诚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爹拖着病体还得参加大呼隆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她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更有些家户，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大妈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卫儿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干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王卫国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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