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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昌盛。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但是，这句话说起来轻巧，真要从“大乱”到“大治”，却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要积累后续发展的资本，所以用来分配的资源就会相对贫乏，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组织成员施以高恩；同时，由于百废待兴，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要以高威对组织成员进行强制性剥夺，并对于反对者给予严厉的打击和*；最后，为了避免“官逼民反”，重返“乱世”，管理者必须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通过各种舆论向被管理者进行以“成由节俭败由奢”为主要内容的“德育”，以使人们“安贫乐道”、艰苦奋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实行的就是低恩、高威、高德的清官型领导。首先，在经济生活中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人们的劳动所得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须，而在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甚至交完公粮以后的农民自己还要饿肚子。第二，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并且把“乱世”中“人民战争”的做法移植到了社会管理活动中，甚至连少年儿童刘文学也能与侵害集体利益的破坏分子进行殊死的搏斗。北京老张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批斗大会”，一位薅了集体地里红薯秧的“破坏分子”，被他的侄女、俺的红卫兵学姐告发，头戴一个纸糊的写有“坏蛋”两个字的尖帽子游街示众。不只是百姓，对于那些胆敢向国家财产伸手的官僚，也照样是坚决打击、绝不心慈手软。

第四章　整合资源（6）

凭心而论，刘青山、张子善的“奢侈生活”，与今天的贪官污吏们比起来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呢？但是，还是被坚决地处决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处决今天的干部的话，老百姓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挨一个地枪毙会有冤枉的……”——北京老张对此话没有进行过考证，如有出入，概不负责。与此同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统统是朴素的衣着、“环保”的饮食。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王进喜是党的好工人、陈永贵是党的好农民、雷锋是党的好孩子，全国上下人人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形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道德风尚。

与建国初期相比，不，即使与十几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官员和百姓们都是幸运的：官员们不但有效益工资还有年终奖金，全国亿万老百姓们呢？土地承包了，再也不用为薅一把红薯秧而游街了。如今，你想节俭、想不花钱都不行了，国家拼命地降息、征收你的利息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鼓励你去过“奢侈”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脸先后判若两人，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用《察今》中的话说就是：“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一个提倡节俭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但没有人追求享乐，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昌盛。

1。　低恩，进行必要的资本积累

帝王登基之后为什么总是要大杀功臣呢？因为他们的功劳太大，给多少恩惠他们都会觉着是应当应分的。

一把引诱猴子的黄豆

有人说了，在乱世，可供分配的资源更少，为什么帮主型领导却可以实行高恩呢？

乱世中帮主型领导所施的高恩是有特定对象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之所以会施以高恩，是为了笼络人才，让人才去为自己冲锋陷阵。此外，彼时的高恩与此时的高恩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在冯谖客孟尝君时，只要改善“食无鱼”、“出无车”的境遇就算是高恩了，而假如孟尝君登得大位，恐怕不封个万户侯什么的冯谖是不会满意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答一个千古的疑问——帝王们登基之后为什么总是要大杀功臣呢？因为功臣的功劳太大，给他们多高的恩惠他们都会觉得是应当应分的，都会觉着不够、不满足。因此，如果把这些功臣们杀掉，不仅可以省下好多资源，而且还可以把原来赐予他们的资源统统收回来，重新分配给那些没什么功劳的人才，这样，就会产生比原来更大的边际效应，从而大大增强施恩对于组织成员的激励效果。

相传在终南山一带的猎人是这样抓猴子的：他们把黄豆炒熟之后放在一个小口的坛子里，猴子闻到香味儿，就会来偷豆子吃。猴子把手伸进坛子里，抓上满满一把豆子，结果，手却再也不能从坛子里拿出来了，直到猎人们来捉它的时候，它还不肯放弃手中的豆子。这样看来，猴子之所以被抓，根源在于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