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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进行明显超出常规界限的模仿，这是我接着要谈到的郑诗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且因为数量不是一首两首，理应引起我们的职业批评家足够的重视。他的题画诗作为他诗艺与思想特色的综合体现，一向为后代的推崇者所嘉许。但只要我们的阅读工作稍微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他的题竹诗“且应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农题竹诗“清瘦两竿如削玉，首阳山下立夷齐”的影子，题兰诗“如何烂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也像是金农题兰诗“苦被春风勾引出，和葱和蒜卖街头”的另外一个版本。难怪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里要说他：“……以步青藤，而描画不成，丑怪百出。其论诗曰：宋以后无诗，近之金寿门，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类此”。由此看来，倒也不是完全事出无因。同样，我们也发现蒋心余赠他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板桥写兰如作字”一诗，才到手就被他现炒现卖，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题画诗“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当点心”一句，更是将南宋诗人的“细嚼梅花当点心”略作改动就拿来用上。诗学天赋的匮乏可能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另外阅读视野上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郑主张一生只读四书、六经、韩文、杜诗，余无足观）也局限了他的想象力和知识结构。生在远非法制社会的清王朝在今天看来还是郑的一大幸事，因为这不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权诉讼的麻烦，同时也用不到像刘心武先生那样在公众面前丢乖露丑，面对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诘责，机关算尽，不得已编撰出“梦中得句”这样的现实神话来。

当然据此断言郑不会写诗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艳情之作——多半是长短句，某些作品的题跋，以及为大众所熟悉的那几首题画名篇，加上我个人喜爱的他的早期作品《扬州》四首，《维坊竹枝词》和《燕京杂诗》，还多少有点意思。但问题是一个江苏省的二流诗人，由于笔下稍涉民间痛痒，以至身价百倍，在今天读者中的知名度甚至盖过了领袖当时诗坛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黄仲则、厉樊榭等同代杰出诗人，除了我们的文学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已坠落为政治批评，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所幸这种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扭转过来，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复旦大学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对郑的评价中我们听到了“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这样久违的声音。

两个板桥（6）

郑板桥卸任山东后并没有如当初与李复堂约定的那样立刻返回扬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显得相当苍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净寺里。这当然又是金钱的力量——拿了定金为杭州太守吴作哲作画。他甚至还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为地主兼中介者的乌程知县孙升，说起来还是他的一个昔日对头。但面对银子与免费招待的诱惑，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不妨又“难得糊涂”了一回。“其供给甚盛，姑且游诸名山以自适”，在客居期间寄回兴化老家的信札里，他这样兴冲冲告诉他的堂弟，并随信先捎回了三十两银子——作为这趟典型的“秋风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我发现他在信中还充分展示了他的会计才能，如果那时也能考级的话，一个中级职称估计是少不了他的。“吴太守……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当然这封信函连同此行为孙某作的两首祝寿诗（诗中将自己与孙比作苏东坡和苏的朋友贾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为慎郡王诗集撰的肉麻跋文这样的文字，在他亲手编定的全集里你是读不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诗集的自序里要恶狠狠地警告“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