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1/4 页)

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时柳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柳亚子的牢骚（7）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重庆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柳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后柳“独拜弥天*”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