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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15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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