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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日游击战争，正以燎原之势发展。根据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总结战争的经验，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日军进攻总的目标是武汉，并将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具体地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应当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内线的防御的战略持久，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优劣形势，从而逐渐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力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不得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并将主力转用于后方，进行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争。从此，日军在敌后战场陷入了战略被动地位，解放区军民担负起抗日的重担，成为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原则，给日军以致命打击的主力军，这就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必败命运。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战争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战争的实践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的指导，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充分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众优势，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最有利的形式，也是发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组织广大群众参战的最有利形式，又是使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转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担负起抗日重担的最有利形式，还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最有效作战形式。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其后方占领区对付人民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中，却变得处处被动，穷于应付。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并积极扶持各地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这就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在短短的两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以极其灵活巧妙的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主力被拖垮，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艺术，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使具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在它面前一败涂地，这不能不使国内外很多人震惊和折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本人的评价是从切身体会出发的。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过参谋的将领塚本政登撰文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擅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以说夜间是八路军的天下”。“他们受过训练，其体力和脚力高我一筹”，“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八路军能爬过三座山。”“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