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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圆满的解决。后来在碰到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因为要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通过现场调查和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当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听说少奇同志来了，从北京赶回郑州。黄峥：少奇同志和你们调查组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讲话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那时少奇同志已经离开北京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作的这个讲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北京开会，他应该是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的。王光美：是的。吴芝圃同志回到郑州，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少奇听后很高兴。黄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经过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在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这些论述，同原讲话精神是不协调的。王光美：是这样。不过吴芝圃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在河南期间，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了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还多次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3月7日，我们离开河南到达湖北武汉。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也要教育工人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即使人民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要承认，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到，1956年以来湖北发生工人闹事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俩谈得都很具体。少奇提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五发电厂。这个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他特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