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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5）

他俩的这次谈话过程我都在场。为什么我在？因为少奇说话有湖南口音，宋庆龄讲的是上海地方话，但会英语，我在中间起一点翻译作用，有时用英语，有时用普通话。不久，少奇将中央研究的意见转告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有点失望，但表示理解。以后中央对她确实一切按照党员的待遇，党的文件、刊物都发给她，党的重要决策征求她的意见。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少奇曾对我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建国后宋庆龄定居上海，60年代搬到北京住。少奇常教育我们家的孩子热爱宋妈妈，让孩子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给宋妈妈写信，送自己做的贺年片。宋庆龄也几次请孩子们到她家里，给他们好吃的东西。孩子们给她表演节目，学英语，她特别高兴。宋庆龄几乎每年都要给我的几个孩子写一两封信，送糖果、笔记本。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宋庆龄对少奇同样很尊重、信任。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半年多，少奇已经被批判、打倒，可宋庆龄还给孩子们寄贺年卡，并给我们送来一本《宋庆龄选集》，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收到这本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在这本《宋庆龄选集》放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收藏、展出。“文革”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对少奇和孩子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们也不知道少奇和我的情况。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后，孩子们听说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子女见到了他们关押在狱中的父亲，就给中央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孩子们也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其中就有他们的宋妈妈，请求把他们的信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别的信不知道，宋庆龄收到信后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作了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一开始专案组找我谈，说孩子们要来见我。我不同意。我想：我关在监狱里，这个样子，算什么呢？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能见我的孩子们呢？后来他们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我才同意见。也就是这一天，1972年8月17日，我才知道我日思夜想的少奇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第二天，我见到了离别整整5年的孩子们……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平平想上大学，没有别的办法，想到了宋妈妈，就给宋庆龄写信。宋庆龄很快给孩子们回了信，还送了糖果、笔记本等礼物。她在信中说：你们要努力争取上大学，但要靠自己的本事。宋妈妈的回信给了孩子们很大鼓励，尽管由于她的身份处境不可能直接让孩子们进大学。大学恢复高考后，平平、源源、亭亭、小小都凭自己的本事先后考上了大学。1979年春节前我被释放，不久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宋庆龄，我们都非常高兴。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5月中央安排我和孩子们去河南接少奇的骨灰。去河南之前我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个情况。她很快回了我一封用英文写的信，写得非常热情，有感情。5月17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宋庆龄也出席了。告别时她和我紧紧拥抱。其实她那时身体已经不大好，一直有一位小女孩扶着她。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身体不好了，但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按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保密的，探望也是有规定的。宋庆龄的保健医生顾大夫，曾经给少奇同志当过保健医生，我认识。大约1981年的4、5月份，有一天顾大夫悄悄告诉我，宋庆龄已经病危几次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连忙坐了车去看她。多年来，宋庆龄同志一直对我们家很关心、爱护，从大人到孩子，都感受到她的关怀、温暖，我从心里感激她、尊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