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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二十三条》前后（2）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