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可能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地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性，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与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典型性，它的社会意义就会十分有限。比如黄大香这个人物，我想很可能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才写得如此生动。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创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