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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2）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1）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将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算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图3）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锯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