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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2）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衷，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图9）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