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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的历史，古来依靠的是文献史料。这些年来，得益于数量庞大的考古发掘，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传世文献，结合新旧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已经重新改写了历史。考古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复活历史的根据，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检之下，使我想到发掘报告书和学术论文的活用。

秦汉时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数百年间亿万人生活过的历史，所留下的文献遗物，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常常感叹，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烛夜行，视线所及，只能见到烛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古史，不过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雾。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

我读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感慨于作者作为史家的博学多识和他高超的表现技巧。我读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他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写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宗旨，使我深有同感。当我读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叙述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十二册大著《罗马人的故事》后，我明白秦汉帝国的宏大历史画卷，需要连续系列的形式。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是小时候读过的，重新浏览之余，我记下了一条笔记：“《昆虫记》以科学报告为材料，以散文形式写出，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内容以昆虫学为基础，掺入观察叙述，往事回忆，理论性议论，经历讲述等，可谓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值得试一试。”

地理空间是历史的基本要素，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宛若一锅迷糊的酱汤，不辨东西南北，始终晕头转向。地理空间决非文字说得清楚，自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面世以后，我们对中国历代的历史地理，才有了可以索图查询的可靠依据。然而，仅仅索图查询而不亲临实地，仍然是纸上谈兵。山川气候，道路城邑，民俗风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触摸才能晓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旧地，古往今来的交通，需要借助于实地考察。

田馀庆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是影响我学术和人生最深的两位恩师。田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导师，进东大以后，我成了西嶋先生的门下弟子。田先生在精湛考论之余，极重实地考察，他主持大运河访古之行，行旅中解决曹丕征吴之战中的地理问题。西嶋先生几乎年年到中国，研究所及，脚步几乎随之而至。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有出行考察的传统。近年来，同行中出了几位好走的友人。早稻田大学的工藤元男，他追踪大禹的传说，一头扎进四川西北的高山谷地，不时销声匿迹。学习院大学的鹤间和幸是秦始皇的研究者，他东西南北，追随始皇帝踪迹，求索在史实和传说之间。至于爱媛大学的藤田胜久，他寻司马迁足迹，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地，独行之余，也不时邀我结伴同行，同享行旅的甘苦。

国内同行，艰苦的田野工作，从来是由考古学者担当，他们不仅行走，几乎就住在田野上。我在阳陵发掘现场见到王学理先生时，对烈日下宛若乡野老农的考古学者，油然而生敬意。北师大的王子今先生是考古出身的历史学者，他主治秦汉交通史，木车牛马所及，怕已经走得山穷水尽。北大的罗新先生从中文到历史，他好访古奇，携西人驱车西行，寻觅中恍惚与西天西王母失之交臂。更有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尝试用行走触摸文化的心髓，自称行者无疆。行笔至此，看到最近的报导，央视的崔永元也带队开始万里长征，追寻红军的故迹，要作行走的主持。

代结语：行走在历史当中（3）

行走是人类的天性，行走是古来的传统，行走是时代的新风。在古今风流的时尚当中，我再次开始新的旅程。这次新的行旅，不是去海外世界开眼，也不是去繁华都市染风，而是回归故国河山，深入荒山野地，去追寻先民故迹，去寻找往事遗留，去寻求梦想，去复活历史。这次新的行旅，我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周详检讨史料，再三索图查询，往事史实烂熟于胸，所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