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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

赴港侍疾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因为当时我已深知，先生病势恶化至此，恐难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一应善后事宜，我都要向这几位先生预先请教。

正在五内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维藩兄自香港拍来的电报，他说杜先生自从接悉我即日赴港的信息，他神情大为振奋，危殆之势稍减。电文中还说杜先生想吃台湾的西瓜等物，嘱我行前莫忘了买些带到香港去。

七月廿七日，又获急电，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电来催，电文竟是病危，火速飞港。是时，我诸事摒挡竣事，飞机票亦已订好，于是我立即覆电，准定八月一日某时自台北起飞。

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凑巧香港有台风过境，飞机无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将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不曾想到，这一个意外的躭搁，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风骤雨，笼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无法成行，但他还在寄望于万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飞的电报，方始不尽慨叹的说：

「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现在来了电报，说他无法赶到，我就晓得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当时，环侍左右的杜维藩、朱文德诸兄，纷纷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劝他宽心。先生却似理非理，很不耐烦的说：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机飞港，一路忧心似箭，直嫌飞机飞得太慢，正午抵达启德机场，抢先下飞机，一眼看见吴开先、沈楚宝、杜维藩、朱文德诸兄都在机场迎候朱文德兄见我到了，转身先去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