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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　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　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