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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与六二一等三个团长，只有六二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