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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有的要求。不料日本方面的目的，根本不在要求中国逞凶、赔偿、道歉，而是要想找个军事攻击中国的借口，希望能够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满洲国粉墨登场进行掩护；另一方面也要给海军机会来扮演“膺惩暴支”的英雄角色，不能老让其陆军专美于前。当时日本海军认为，说不定上海的中国守军，又是来个“不抵抗”，那么海军也就可以拣个大便宜了。

7。2　十九路军奋勇抗日

但是日本这次没有这种运气了。当时驻防上海的守军，是经过中央收编广东的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并非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会完全言听计从。这时候的十九路军，真是鬼使神差地从江西苏区前线调防上海，进行整休，指挥十九路军的将领是蒋光鼎与蔡廷锴，他们对于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可以说是敌忾同仇的恨之入骨，因此当日本海军又想在上海闹事之时，当然就兴起守土有责的决心。十九路军的高层指挥官们，观察到日军有可能在上海进行挑衅的意图，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又陷在改组的过渡状态，因此便自己决定，假如日军真的在上海进行挑衅，他们绝对会给与反击。这个护卫国土的决心，也得到十九路军部属的衷心支持。

当时的粤派主掌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本身无粮无饷可发，到处借贷又无门，地方割据势力根本不听指挥，帝国主义的压力又难以招架，内部还经常爆发内讧。当时蒋介石仍是在野的身份，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失控状态，日军又想在上海生事以便扩大冲突、威胁京畿，而深感不安，因此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十九路军“打招呼”，希望不要与日军冲突，假如发生任何事端，都交由地方政府处理。

这种低姿态的不抵抗政策，当然无法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何应钦原本干脆下令，准备调宪兵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市内的防务，不料日本海军却抢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调兵进入上海市区，对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势，十九路军立刻加以还击，“一二八事变”就这样在上海开打。原先日本海军对于自己的战斗优势，有着绝对的信心与把握，他们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指挥部队的能力，蒋介石又不在职务上，中央军大部分仍在江西苏区作战，以及部分支持策应华北的局势，因此根本无法调军救援上海，以日本陆战队的兵力来对付疲弱的十九路军，根本是牛刀小试，绝对会一战功成，而能与关东军的胜利争锋比美。所以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日军出动时曾狂妄地表示，日军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踏平上海的闸北。虽然十九路军的装备落后，而其当时的粮饷不济（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钱了，其它的部队也差不多没有领到粮饷），但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热血的精神，激发着这些军人决定与日军进行一场血战。由于十九路军早有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日军还以为“支那兵是太监兵”之时，华军就以陈旧的武器、有限的火力、但是旺盛的士气与无畏的热血，给与入侵闸北的日军，迎头痛击。盐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军队会进行浴血抵抗，迫使日军面对逆势的包围，因此他只有下令陆战队在吴淞登陆增援，在中国守军猛烈的反击之下，而无法登陆成功，另外一支日军在江湾竟然遭到围歼的命运。

这种战果，大大振奋了所有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海内外的中国人慷慨捐输，前往前线劳军与看顾伤兵，更有青年人报名参军以支持守军抗敌2。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