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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