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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之后中共各股的力量，设法在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武装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领导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地区，正式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与新的国家。

由毛泽东在湖南首创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转战于湖南、江西后，与朱德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