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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蓝航，仿照美国西南航空低成本运营。尽管澳元脆弱而且油料昂贵，可是它急速成长，降低了机票价格，使乘坐自己的航线的人数翻倍，到此时它的一个境况不佳的竞争者甚至还要求购买这家公司。 这还不是前几年唯一的新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为了整合维珍品牌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已有了基于“品牌投资”这个概念的清晰战略。不是许多分公司的联合企业，维珍已经成为在不同领域投资的投资商。所以我们谨慎地选择商业领域，努力为这些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来给消费者带来利益。然后我们找好的合作伙伴和管理层带领业务前进，最终目的是让它们能够靠自己独立存活，就像维珍唱片和维珍电台所做的那样。我们也把注意转到自己是否能在其他领域有巨大影响。这年中大约有250天我都在环游世界，试图让维珍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品牌：不必最大，但要最好。我们也在英国和国际层面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团队，他们能在所有业务充当我们的耳目，所以前几年新的投资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维珍活力”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的连锁健康俱乐部；在“9？11”事件前我们的网站拥有了五百万顾客；维珍移动是欧洲成长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在那个不幸的日子，就要和Sprint公司达成协议将我们的移动服务提供给美国公众；零售业务和维珍其他业务帮助维珍移动在2002年前就赢得了大约两百万用户，这些统一在同一个品牌下的业务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是9月12日早上我们聚集在我荷兰公园的家中都很忧伤，所有的维珍高层都来了，讽刺的是维珍航空没有人到。维珍航空总裁史蒂夫和他的管理层已经启动了微机处理程序，开始对整个业务进行72小时紧急检查，在周五前向我们提供应该做什么的建议。由于穿越大西洋航线的关闭和旅客的突然减少，维珍航空每天要损失一百五十万英镑。那天早上我同英航的新老板罗德？埃丁顿交谈，他告诉我英航每天损失八百万英镑。我建议我们一起向政府申请一旦美国领空重新开放，我们可以得到协助。他直接的回答大大鼓励了我：“太棒了，朋友！下周初我就给你电话。”英航比我们处境更糟的事实并不能安慰我们几个人，列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显然我们在不同公司有足够的现金让我们撑过最困难的时候，可是维珍航空潜在的黑洞必须尽快填补。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我们的竞争者。我们知道布鲁塞尔的萨比那航空和澳大利亚的安塞特航空将被政府托管，它们会有何变革？ 听说恐怖袭击后，我检查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认识的人是否卷了进去。曾经为维珍航空服务的弗朗西斯在那个春天搬到纽约去和她的未婚夫成婚，就住在世贸双塔附近。她正在帮助我们完成维珍移动和Sprint的生意。我们同她三天失去联系，后来才发现当第一个塔楼倒下时，她正在世贸中心附近的车上。幸运的是，我们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切安好。然而对其他人不是这样，坎特的主席霍华德打电话给我，他们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了上千名员工。周五晚上，他们打电话给威尔，需要紧急运送悲伤的亲属去纽约，但是他们的这个业务已经瘫痪了。周六早上我们表示，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将尽可能多地运送人员飞越大西洋，毕竟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霍华德那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经历着地狱般的日子，沉浸在失去绝大多数亲密同事的痛苦中。“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对坎特的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多。”我感到尴尬，我们能做的已经太少，尤其当我在他的充满感情的电话后知道他自己的弟弟加里也死于这场毁灭性的攻击。 这个周末，我们为类似的危机准备的计划首次启动。维珍航空的团队非常好地估算了英美之间的“市场损失”并草拟了一份危机方案。这里面也有些让人心痛的东西：航空公司在英国的一千两百多个职位将消失，但是他们尽力保证了其他上万份工作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波音747之类的大飞机转到蓬勃兴起的非洲航线，将稍小的空中客车放到北大西洋航线。我们在周日早上启动了重组计划，并在周一通知了员工，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开始工作时表现出的善意和职业素养。虽然接下来的几个月处境困难，但我们已经在第一个星期就准确的预见：到圣诞节前，维珍航空显然可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存活下来。我们打造了如此优秀的团队，直到“9？11”前我们还在盈利，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士气高涨的员工如何面对被迫的裁员。 我们还有另外两家航空公司，布鲁塞尔的维珍捷运和澳大利亚的维珍蓝航，它们独立运营，其中一个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