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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合一，天上的一切都和地上的相对应，并且还相互影响，出现异象就是上天在预示着什么，这就叫做“天人感应”。具体到星相上，古人把星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不仅对应相应的官职（从皇帝、宰相，一直到士、农、工、商都有），还对应不同的地区，这个就叫做分野，吕端就是根据彗星出现在星空的分野来判断将会发生情况地区的。

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传统文化里比比皆是，例如《吕氏春秋》开篇就是：“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讲的就是太阳的位置，然后罗列了很多春天里出现的现象，以及在春天应该干些什么，简直是无所不包。就连玄奥的奇门遁甲也是用八卦记载方位，配九宫记载天象、地象的交错，用八门记载人事，用九星八神记载周遭的环境，等等。

既然是这么大的事，这些宋朝的“主要领导”开会讨论就不足为奇了。雄心勃勃的赵恒听了吕端的话，表示：“我竭尽全力为天下操劳，难道会丢掉一方不管吗？”他下求直言诏，并避殿减膳，对囚犯减刑，来禳解灾难。

要说追赠官职、禳解灾殃不实在的话，赵恒在选拔人才上，可是非常务实的，他对知贡举翰林学士杨砺说：“选拔人才一定要注重出身贫寒的人，以有真才实学为标准。”他还把所有官员的历任官职、功劳过失编写成册，随时观看，来了解掌握情况。

为了方便管理，赵恒下令把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定全国为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十五路。

这里涉及到宋代的行政设置，宋代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是非常复杂的，简要地划分一下，基本上可看做是路、州、县三级地方政权。

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的主要机构是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帅也称为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带都总管衔，统辖军队，掌管兵民、军事、兵工工程诸事；漕是转运使，其本职是经管一路财物，巡察辖境，稽考簿籍，举劾官吏，是事实上路的监司官；提点刑狱公事管司法，称为宪；提举常平司管赈荒救济事宜，称为仓。每路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不同，相互牵制，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路下有府，但实际往往府、州、军、监并称。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州等于秦汉时的郡，由二品以上的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知州；驻扎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军在唐代是一种军区，只管兵戎，宋代则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设军的地方，一般是在边境或关隘要地。军与州、府并列；煮盐、冶铁等重要的工业地区设监。监实际上与县差不多，但因其直属京师，不为州、县所辖，因而也同列于州。

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最低一级。为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经常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代本官去掌管一县之政，即所谓知县事，也就是一县的主要长官。知县因为是差遣，要比县的本官县令尊荣。

赵恒设路为行政区之后，要求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这可是个很操劳的事，因为这不仅要听汇报，还要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即位之初，还是非常勤于政事的。

在皇帝赵恒和群臣的努力之下，大宋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交易也活跃起来。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很是发达，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咸平二年九月，大宋朝廷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两个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负责收购海外舶来的货物，一般都是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招徕外商，并对外商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

市舶司又称市舶使司、提举市舶司，其官员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一开始是由当地的知州或各路转运使兼职，随着海外交易的增多，成为一个专设的管理机构。后来宋朝的海外贸易增长迅速，新的市舶司也不断地在沿海口岸设置，到北宋末年已经多达六个。

商品经济的发达，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当时四川流通使用的是铁钱，交易数额大的时候极为沉重不便，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扛着一袋子铁钱气喘吁吁逛商场的样子，真该感谢轻巧易于携带的纸币的发明者。

发明纸币的是当时执掌四川大权的张咏以及成都的十六家富商，他们在益州开了一家官商合办的交子铺，用纸币交子代替笨重的铁钱。交子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大宗贸易，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