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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什么用呢？我们已证实建文帝不在海外，他肯定死了；我们也给圣上搞到了足够的珍宝，该回航了。”

“不，如果天圆地方，大海就应有边缘，大明的船队应该航到那里。”郑和的双眼渴望地看着雨雾深处，看着他想象中的海天连线。

“这是违抗圣命，大人！”

“我意已决，不从者可以自己回去，但最多只能带十艘船。”

郑和听到身后有剑出鞘的声音，那是王景弘的卫士的剑；接著有更多的出鞘声，那是郑和卫士的剑，然后一切都沉默着，郑和没有回头。

象来时一样突然，暴雨停了。太阳的光柱剌破云层，天水相连处金光灿烂，显示出无法抗拒的神秘诱惑。

“起航！”郑和大声发令。

西元1420年6月10日，明朝舰队浩浩荡荡，撞开印度洋的滚滚波涛，向好望角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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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97年7月1日，欧洲，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

中国国旗降下后，英国国旗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声中升起，在旗的上缘接触杆顶时，时钟刚刚走过零点，这时，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已是外国人了。

虽有幸参加交接仪式，我也只能站最后排，所以是最早走出议会大厅的。十五岁的儿子在外面等着我，静静地，我们最后看看北爱尔兰。这是典型的英伦夏夜，潮湿多雾，雾在街灯的黄光中象轻纱般飘过，拂在脸上象毛毛雨。在幽暗的灯光和迷朦的雾中，贝尔法斯特象一个宁静的欧洲乡村。这是我度过前半生的地方，一小时后我们会带着所有的东西离开，但我带不走自己的童年、青春和梦想，它们将永远留在这块宁静而多雾的土地上。

本来，中英联络组要工作到下世纪初，但我还是说服领导，早早调到新大陆去。表面上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对自己的前途来说，早走比晚走好；但内心深处真正的理由是：想尽快远远地离开一起生活了16年的刚刚离婚的前妻，她虽是中国人，但做为领事馆的高级官员，她还要长期留在北爱乐兰。我已没希望留住她，就象中国没有希望留住北爱尔兰一样。好在儿子跟我走。

“是你们丢失了北爱！”儿子愤怒地对我说。在儿子眼里我是国家元首，更准确地说是个不称职的国家元首。他认为我应该把俄罗斯再分成更小些的几个国家；他认为我给贫穷的西欧太多的贷款，却对他们提了太少的要求；他认为许多年前我就不应该让中东的那些恐怖主义国家和亚洲的某些极权主义国家存在下去；特别是北爱问题，他认为我应该以主权换治权，而不是拱手相让……一句话，他认为中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正从我手里丢掉，尽管我是个只有副司级的普通外交官。儿子好象浑身都长满了咄逼人的精神长矛，这点真象他妈妈，而我的忍让和孺家风度他一点都没继承，反而成了他对我感到失望的原因。他跟我回国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是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做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北爱尔兰。

一小时后，运送中国最后一批撤离人员的专机把北爱尔兰留在下面的浓雾中，我们在夜色中飞向自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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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97年7月1日，欧洲，巴黎

飞往新大陆之前，我们在欧洲大陆短暂停留。在伦敦时，还能感受到英国人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但欧洲大陆对此似乎没什么反应。一出北爱尔兰，西欧的其他城市那混乱和贫穷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交通被自行车的洪流所堵塞，空气浑浊。一出巴黎海关，我们便被一大群渴望换到人民币的法国青年围住，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同行的其他人还处于“北爱综合症”之中，没精打采地躺在饭店中不出来。

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晨雾，古战场显出一片醉人的绿色。这地方我们不知来过多少次了，特别是在去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乘英吉利海底隧道列车来一次，每次在这里儿子都要对我进行一番例行的折磨，现在又开始了。象每次一样，他站在纪念碑的底座上，慷慨激抑昂地背诵起小学的历史课本：“1421年8月，明舰队到达西欧沿海，欧洲惊恐万状……”

“好了，爸爸累了，这次就算了吧。”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不行，春秋时代的夫差身边有一个人时刻提醒他报杀父之仇，你们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需要这么一个人。”

“我们在欧洲和北爱没有杀父之仇，一百年的协定到期了，我们就把北爱还给英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谈不上是什么失误或失败。”

儿子不听我这一套，继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