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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三个多月，转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辆越野吉普开到了别墅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苏联军官，傅索安认出正是自己顶撞的那位，尽管早已有送劳改营的心理准备，但一颗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样，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咙口一阵阵发紧。傅索安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望着朝她走来的克格勃军官，意外地发现对方脸上露出一种轻松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一动：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她往下寻思，那军官已经开口了：“您好！傅。知道我来了，您才出来的吗？唔，您为什么不说话？”

傅索安这才说：“您好！大尉同志，请吧，屋里请，我让玛丝诺娃大婶给您沏咖啡，车里还有人吗？一起进屋。”

军官说：“不进屋了。傅，我奉上级的指示，来接您回莫斯科。”

“是去劳改营吗？请允许我收拾一下东西。”

“看您想哪里去了！东西，您可以收拾，但绝不是去劳改营。

傅，这点请您相信我。”

“好吧。”傅索安寻思管它去哪里，反正东西总要收拾的。

路上，大尉一边开车一边和傅索安说着笑话，但傅索安一颗心总是忐忐忑忑，不知此行凶吉。直到汽车驶进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大门，她才相信不是把她送往劳改营。但是，另一个问题紧接着又冒了出来：她的关系已经离开对外谍报局，怎么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大尉让傅索安跟他下车。两人经过数道岗哨后，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傅索安留意到门口挂着一块“人事管理处接待室”的牌子。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胖子上尉接待了他们，他看了大尉递过去的公函，放在一边，过来和傅索安握手，笑吟吟道：“傅，您好。欢迎您回到对外谍报局来。”

傅索安这才知道，她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不再让她担任教官，而把她调回了对外谍报局。胖上尉把上尉打发走后，让傅索安填了一张登记表，按了指印，拍了照片，陪她去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告诉她：她在人事管理局的钱已经转到对外谍报局了，随时可以去财务处支龋另外，她这几天可以任意在莫斯科游览，但离开时要告诉一个大致去向，免得有急事找不到她。

傅索安问：“我住哪里？”

“哦，对了！你还是住第二招待所去吧。”

傅索安又住进了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她和一个分配在克格勃总部的特维尔谍报学校的苏联女同学取得了联系，借了一辆轿车，每天开着在外面乱兜风。有一天，她把轿车开到特维尔市，想试着去特维尔谍报学校，但在岔路口就被武装卫兵拦住了。卫兵把她从车上拉了下来，由于她拿不出证件（她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从未有过克格勃的军官证或者苏联公民身份），便面临着被扣留的危险，幸亏她开的那辆轿车挂着克格勃的牌照，这才得以放行。但是，当傅索安回到招待所时，那个苏联女同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仍很客气，还请傅索安去外面饭店吃了一顿饭，不过却收回了轿车。显然，她借给博索安轿车一举已经受到了克格勃的指责甚至警告。

这件事给傅索安刚刚转得舒畅一点的心绪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克格勃、在苏联是打入另册的角色，那天晚上，她给黄一煌写了一封长信，畅快地吐露了自己的心情，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写完后，傅索安又把信撕掉了，她怕黄一煌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为这封信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时黄一煌已经被派赴中国，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博索安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当晚不要出去，说有人来找她谈话。傅索安马上意识到要下达任务了，那种担心被派往中国的恐惧又像一只无形的手那样攥住了她的心脏，轻轻地揉捏并且往喉咙口推。傅索安连喝了三杯白酒，才稍稍定下神来。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和他的助手直到午夜过后才姗姗而到，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多岁，那个助手才二十三四岁，身材魁梧，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上校进门后，和傅索安握过手，又礼节性地吻了她，然后提议去餐厅喝酒。这个提议正中傅索安的下怀，三人随即去了楼下的餐厅。

上校和傅索安的谈话是在吃喝中进行的。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果然派她出国执行任务，不过不是去中国，而是去韩国汉城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那只无形的手消失了。

从上校语调轻松的叙述中，傅索安弄清了要她执行的任务以及这个任务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