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第1/4 页)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根据这三条意见，该局有关经办人员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发出莫斯科，连十月革命节的红场庆典也未让她观看。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布特卡少将立刻召见傅索安并亲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进了学校的教官寝室，仍是一人独居一个套间。

由于房间的布局和家具摆设都是统一样式的，所以傅索安一进门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触景生情，这使她想起了恋人黄一煌。于是，她立刻往学校的高级班部打了个电话，询问黄一煌的情况。接电话的是一个傅索安认识的苏联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经重新返校，以为是从外地打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吓得下意识地说起了俄语，连问傅索安在什么地方。傅索安说明了情况，他才变得热情起来，但一说到黄一煌却又缄口不语。话筒转到了另一个苏联教官手里，他告诉傅索安：黄一煌已经提前毕业，离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按照规定，从特务学校毕业的学员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负责分配，所以黄一煌去了何处，连布特卡校长也不会知晓。

傅索安挂断电话，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眼前浮出现黄一煌的脸容，耳畔仿佛响起了他那充满男性活力的、带磁性的嗓音，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慢慢地淌了下来。当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过来。起床以后，她想起应当去图书馆走一趟，便下楼去门卫那里推了辆自行车，骑到那里，刚走进去，一个轮值在此的教官已经认出她了，赶上前来，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后向傅索安办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图书馆，在1973年底时有四万册图书，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分类编码也完全采用中国正规的方式即北京大学图书管理专业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个大类，每一类里再用数字分小类，每本书再从书名第一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著作号。傅索安在她所喜欢阅读的长篇小说“K257书库”里转了一下，发现这里竟收齐了从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即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在内的所有长篇小说，禁不住惊叹道：“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国，现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图书馆拿得出这么齐全的长篇小说！”

那个教官说：“不单是文艺类的，其他如政治、哲学、经济、医学、机械、建筑、历史、地理等等的中国版图书，这里也都有，据说是从莫斯科的几所大学里搞来凑齐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绍了三个当时在图书馆帮他的学员，那是三个姑娘，一个来自澳门，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