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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那些贡品（4）

四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一种*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二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多达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喜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