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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担任军司令员，几次和所爱的中国人作战。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应当说是身为公职人员的悲哀。”

从冀中开刀（2）

照这个说法，从小就崇尚武力并立志征服中国的冈村宁次，在中国杀了无数人且被中共列为头号战犯的冈村宁次，是很不情愿地、迫不得已地与“心爱的中国人作战”。冈村宁次的这种虚伪和狡辩，也只能是让人哑然失笑。

相比之下，畑俊六在当年倒的确三番五次地向日本最高决策层陈述他的观点。他除了以书面形式提出他的意见外，在1941年9月15日，还派他的参谋长后宫中将专程回国，当面转述他的看法。之所以派后宫去，是因为畑俊六煞费苦心地考虑到“后宫中将与东条陆相是同期同学，关系密切，”畑俊六不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8月9日“御前会议”上，对美英开战已作为所谓“国策”定了下来。只是这个决定当时属于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连畑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仍不明就里。故而东条英机对于畑俊六“关于对美英开战在国力上没有成功把握的主张”，自然不会考虑，但又无法明说，只得用官话搪塞道：“第一线司令官只应向前，不应后退。”畑俊六认为他是本着“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来陈述意见的，并非消极避战。东条英机对他的“忠心”视而不见，如此冷漠，心中着实恼怒。故而在战后仍不依不饶地说：“后宫总参谋长只带回这样的回话，实在痛心。”后宫回东京陈述不要对美开战的意见的事，冈村宁次大概是知道了。他说：“听说后宫总参谋长曾反对对美开战，在我内心也曾引起共鸣。”冈村宁次还说什么根据他与“天皇”的接触，“使我深深体会到天皇陛下不喜欢战争，爱好和平的意向。然而，这次对美开战却是天皇批准的，实在令人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席卷欧洲，迅速占领波兰、北欧、法国，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日本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据说，当时日本国内到处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意即要利用英法等国无暇东顾的时机，称霸亚洲，有些激进分子甚至高喊：现在马上到南方去。现在，日本人发动了新的战争，“公共汽车”算赶上了，但车上乘客的心情，恐怕不都是那么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吧？不过“实在痛心”也好，“令人不解”也好，冈村宁次、畑俊六这些人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他们便立即寻找机会，谋求“为国分忧”。

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941年12月3日发出的大陆令第575号，以及日中国派遣军发出的相应指示。1942年日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主要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且在辖区以外地区实施地面作战时，还“必须按另外发布的命令进行”。看来当时上边对华北日军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像支守备队似的看守好现有地盘，就大体算完成任务了。可冈村宁次实不甘心如此，偏要考虑“占领地区以外的情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的情况，”无怪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要说他“极为积极”了。

略有军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两面作战是极其不利的。

两只手打人，毕竟不如集中全力于一个拳头有力。故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比以往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

——要么实现“和平”停战，要么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1941年12月8日，美、英、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纷纷对日宣战。中国抗战抗了好几年了，直到这时，中国政府才对日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停战希望渺茫。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以武力彻底打垮中国。

八年抗战，日本人在选择打击对象时，是有变化的。

抗战初期，1937、1938年，日本人是瞧不起共产党那几万兵的，主要打击国民党；1938年秋日军回防后，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是心腹大患，对共产党以军事打击为主，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又想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下国民党，因为就国际影响而言，国民党重庆政府，毕竟是中国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延安政权，只能是地方政权性质。一向###的冈村宁次，就坚决主张尽早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以致命一击，以便结束“中国事变”，从中国战场上脱出身来。

早在1939年，在许多日军将领纷纷惊呼要以“共产军”为主要交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