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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骑兵团一些干部议论过在这次反“扫荡”中骑兵的使用问题。他们建议应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把骑兵团放在前来“扫荡”敌人的侧后，袭击、牵制敌人，而不应把骑兵放在内线。###说：“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会儿一听司令员让他们留在内线，“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在想，让我们这‘四条腿’的部队，到外线快速袭击‘扫荡’之敌的后方和侧翼，岂不更好么？”但作为军人，在危急之际是不能提出这种意见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回答：“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任务明确后，他们几个就急着赶回去。沙克、张学思要留他们吃晚饭，可他们怎么吃得下？骑上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赶回在安平、深县之间活动的骑兵团时，天已黑了。可当他们走进团部时，却发现团的干部及各连干部，都在等候着他们，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望着他们。当天夜里，###和马团长，汪政委就研究好了分股活动的方案，几乎一夜没睡。###回忆说，“五一”大“扫荡”的前夜，是个不眠之夜。

中午，饶阳张岗村。十分区35区队驻地。

1941年6月大清河北被敌占据后，十分区领导机关和一部分部队都退回到冀中腹心区。35区队，是在1941年12月，由原分区警卫营和五总队特务大队部分人员组建的新队伍。在这一天中午，35区队接到十分区命令，让他们立即向文安洼地区转移。当天黄昏，35区队由驻地出发，一路向北走，穿过数条公路，封锁沟，一口气走了百余里，5月1日拂晓时，已到了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中心区。

晚上。七分区部队开始分散活动。当时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回忆说：“4月30日晚上，我们七分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司令员于权伸带17团和分区机关到沙河南北安国、定县、无极一带，我带22团到滹沱河以南，副司令员尹诗炎带32区队东去饶阳。”

当天夜里，22团来到滹沱河南深泽县城附近，发现城里的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哇哇乱叫。估计敌人明天很可能要“扫荡”滹沱河以南地区，遂连夜跳到了滹沱河以北。晚上，深泽县大兴村；在此前几天，冀中军区第4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80余人，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队干部石少华、焦国珍和梁明双带队，转移到安平、深泽交界的大兴村、马里村一带。来自22团，此时任教育干事的梁明双回忆说：就在“五一”大“扫荡”的头一天晚上，大兴村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携带护照，自称是吕正操司令员的爱人，村治安员及时向石少华同志报告了。石少华、焦国珍立即赶到村公所一看，根本不是吕司令员的爱人。因焦国珍同志给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认识其爱人。经过严厉审讯，原来是敌人派遣的特务，专门来刺探我军情的。她以此身份蒙骗了许多人，通过了我军民设置的哨卡，直接窜入我们的驻地。

根据敌特乱窜这个征兆，说明敌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于是石少华等决定把这个女特务交给村干部处置，马上带队转移。

这一天，岂止是这一个女特务，还有货郎担子、小炉匠，捏糖人的，等等，陌生面孔愈来愈多。咱们自己的队伍又纷纷转移。老乡们都有经验了，一看这阵式，都知道日本人要大“扫荡”了。有的老人回忆说：“四月的最后一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混乱。敌人据点大量增兵，使气氛更加紧张。少部分群众已开始逃难了。”

往哪逃难呢？老乡们也有经验了！往敌人的“爱护村”逃。敌人大“扫荡”时，位于敌占区或近敌区的“爱护村”反倒安全。在这一天冀中乡村的土路上，不像往常那么平静，来来往往，都是人，有携幼扶老逃难的老乡，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有飞驰而过的骑兵，还有贼头贼脑的特务……

这一天，在饶阳往安平的土路上，走着两个神色疲倦的男人。他们一个是之光县（今清苑县东半部）的干部窦森瑜，一个是警卫员孟庆善。4月26日，县长董杰不幸被捕。他们两个是专程去找上级领导汇报的。当时谁也说不准分区和地委在哪里，他们俩只好沿着潴龙河南堤，挨村去问，每天走七十多里地。转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地委书记吴立人。吴说：“老董被捕，县委已有报告，地委与专署研究，由你任县长。”并要他们去见一见专署赵专员。4月30日这天，他们找到了专员赵介，汇报了之光县的情况和董县长被捕的经过，还吃了一顿红高粱米饭。赵介告诉他们，明天敌人要“扫荡”这一带，分区机关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走。你们过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