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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

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五一”

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9）

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