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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大个子，一口山西话，挺粗，也挺朴实，据说挺能打仗。我到第一天，他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说咱们的傅总司令说了，如果打，打剩一个人也要打；不打了，那就一个弟兄也不能给我伤了。我听着不对味儿，就说你把话讲明白点。他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谁不听共产党的，那就是害了弟兄们，我就对他不客气。说得像绕口令似的，我听着想笑，又不能笑出来。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政工干部我都干过，天南海北和多少人搭过班了，这回碰上这么个“搭档”。

当时各纵都抽调宣传队，到受编部队演出节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还从东北运来好多书，发给官兵阅读。记得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都是小册子，还有《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军队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开头也看不懂，我们就给讲解。过去受的都是反动教育，一下子也得拐个挺大的弯儿。

我们的办法，是多到基层去，抓住那些积极靠近我们的官兵，并通过他们扩大骨干队伍。讲我军的传统、宗旨，他们听得有些吃力。讲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俘虏政策，投诚、起义政策，听得特别认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命运。讲到国民党腐败、没落，必然灭亡，共产党必然胜利，他们都说在理、服气。最管用的还是诉苦教育。官兵大都穷苦人出身，一倒苦水，阶级立场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少数反动家伙也就孤立了。

魏化杰老人说：

我和师组织科长高峰，带30多人，去改编109师的一个团。到那儿没几天，师宣传队来了，演节目《刘胡兰》、《为谁打天下》、《一笔血债》等。一些士兵朝台上扔石头、土块子，打扮演地主、反动军官的演员，还有的拉大栓，吓得我赶紧制止，又让那个团的参谋长讲话。他就讲，弟兄们，这是在演戏，戏不是真的，那地主和国军军官，是咱们的解放军同志，弟兄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开枪……

那时，一个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看住枪支弹药。这些起义部队都有武器，一是防止反动分子煽动武装暴动，二是别把枪卖了。国民党军队什么都卖，这回一些人要复员回家，就更想捞一把了。

愿意留用的军官，本人和家属享受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的同等待遇。政治可靠，工作水平、能力优异的，还有提升的。愿意回家的，开个证明信，发给3个月原薪及路费，除武器外，个人财产可全部带走，回家还能分到一份土地。士兵除老弱复员外，走留自愿。有的连大都留下了，有的就剩十几个人了。

张秀川老人说：

有天晚上，附近咱们部队的一个通信兵出来查线，被人捉去活埋了。有个团政委报告，说他那个团有宪兵团的，要组织暴动。我把咱们的人都召集起来，在一个大院子里，警卫班把机枪架房顶上，同时派人去纵队报告，随时准备增援。后来查清了，国民党特务密谋暴动，还搜出一些炸药，因为发现暴露了，没搞起来。

那个把月，特别是头一个星期，真是睡觉也得睁只眼睛。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都有武器，敌情不明，你知道谁是死硬分子，怎么算计你？一觉醒来，看看天亮了，有人就会说上一句，我这革命还未“成功”呀。

当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算上地方部队，25万军队，全副武装，编制完整，不迅速、彻底实行改编，让他们留在后方，四野怎么南下？那是说出事就出事，出事就不是小事。不说别的，一些人拉出去当土匪，就够你折腾一阵子的。

韦统泰老人说：

北平受编的国民党军队，花插着住在咱们各部队之间。我们团旁边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团，我去师里开会路过那儿，哨兵见了，给我敬礼。

兵临城下，不能打了，它才接受和平条件。和平改编，没有强大的兵力监视，它会老实、听话？

我们师分来个上校团长，叫韩声涛，南下时当副师长。他原是东北军的，军事理论有一套，人也挺好，就是有时露怯，遇事不大敢做主。给部队讲话，有时讲着讲着就冒出句“弟兄们”。在国民党那边干了那么多年，一时间也够难为他的，他自己大概也觉得不大适应。南下到武汉后，调到步校去了，这应该是用其所长了。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分来的都是炮兵。有个上尉连长李兴武，南京砀山炮校毕业，军事技术好，人也好，又精明，到营里当参谋。

他给我们讲国民党军队怎么克扣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