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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不久就赶上辽沈战役，打锦州他们是主攻团。那时我就盼着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干活能分神啊。那时我们在后边也真忙，可再忙也有闲着的时候呀。坐在那儿，听着前边的炮声，那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迷迷糊糊睡了会儿，就见他推门进来了，红头血脸的，一下子就吓醒了。

同志们都来陪我们几个女同志，说这说那的，讲故事，讲笑话。有时能跟大家笑一阵子，更多的时候是笑不出来。我们股长快30岁了，姓孟，大家叫他老孟，坐那儿抽烟，临走就把那包烟留给我。我就拿过来抽，呛得直咳嗽，嘴里那个苦呀。

打下锦州，又奔辽西去打廖耀湘，又去打沈阳，在苏家屯三间房和207师打上了。是晚上，他和参谋长刘学俭在堵墙后指挥战斗，一阵机枪打过来，把他的帽子打飞了，参谋长的胃打穿了，血和刚吃的大米饭都出来了，红乎乎的。参谋长说：“老张，我不行了，这个文件包你拿好。告诉她，让她再找个人吧。”

参谋长也结婚不久，家属也是后勤的，姓王，比我小1岁，哭得那个样儿啊。

他很晚才回来，倒头就睡，三天没跟我说话。

我想了一肚子话，要去安慰安慰她。每次临走前，都一再给自己下命令：不准哭！不能哭！可一见面，那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似的。

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抚平那样一个女人的伤痛。

天津战役结束了，先是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回来了。副团长说：小宋，你别着急上火，团长没大事，一两天就回来了。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却见主任忍不住一乐，扭过头去，就明白他们在逗我。那时我已经挺有经验了，可心里还是扑通扑通打鼓，汗也出来了。这时政委进来了，瞪他们一眼，说：小宋，什么事没有，老张太累了，在个当铺里睡大觉呢，一会儿就能回来。

那时候，一是打了胜仗，二是见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多阴的天，多黑的夜，太阳一下子就出来了，光芒万丈！

离休后，他问我：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我说：第一是个好人，第二还是个好人。

他说：“两个好人”，怎么讲？

我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要结婚，我那是听组织的话，谁知道你什么德行呀？瞎猫逮个死耗子，这辈子碰上个好人了。从东北到江南，又到朝鲜，咱俩结婚后，你记得自己负过几次伤吗？都没要命，到现在还好好儿的，这不还是个好人吗？三、“漫行中国”

“八·一五”后，许多日本人滞留东北，先后有4千人左右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其中主要为医护人员，还有航空、水电、机械、财会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辽沈战役后，医护人员几乎全部随军进关、南下，足迹遍及白山黑水、平津地区和中南6省。

当年四野第29后方医院事务长元木和男，以自己的经历撰写出版了《漫行中国》一书。而负过伤的四野老人，几乎没有没被日本医生治疗过的。谈起这些日本战友，老人们无不印象深刻，“中申”、“千野”、“高桥”、“西岛”，都能叫出几个名字——谁能忘记曾从自己身上取出过弹片的、甚至是救过命的人呢？

赵兴元老人说：

在东北第一次负伤，是1946年春四平保卫战期间。一发美式60炮弹在身旁爆炸，右小腿像挨了一棍子，那血喷出1米多远，大动脉打断了。伤口有茶杯口大小，我用手死死抓按住，心想这下完了，腿完了，不能行军打仗了。

当晚送到师医院，动刀的是个日本医生，叫中申，30多岁，不到1。65米的样子。当晚取出弹片，睡了一夜，感觉轻松多了，不到一个月就好了。

我是带伤闯关东的。在山东大反攻，打临沂西边孟家村，端支三八大盖正瞄准时，斜上方一发子弹打劈枪托钻进手心，很快就发炎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好，肿得像馒头似的，隔几天捅开伤口，放出些脓水，能舒服点儿。轻伤重伤，我这身上没伤着的地方不多，哪儿也没手疼，“十指连心”哪。那也不能哼一声。当干部的，受点伤哎呀叫唤，什么影响？教导员李树增说，到东北条件好了，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到海城，去几家诊所，都说治不了。见到后来4纵的一个卫生队，医生用探针在里面探一阵子，说也没什么东西呀。我说肯定有东西。那医生说手腕子都肿了，这手不行了，得截肢。我不干。少只手，又是右手，能行军，也不能打仗了。

到辽阳找到师卫生科，科长说我给你看看。他说没麻药，你得忍住，用不用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