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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此，还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内的事情。但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7　000多亿美元，另有人估算中国持有的各种美国资产和债务远在万亿美元之上。这些债券证券的生息率多是固定的。一旦美国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债务的价值，岂不大大缩水？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前景一定会出现，而只是想指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资产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而大幅度缩水，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可能。这一前景本身提醒我们，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有了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才能获得金融自主。而金融自主首先要用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尽快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一是把外贸盈余所创造的财富用于国内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性的投资，使老百姓更多地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还是凯恩斯当年那句话：“当一国把财产投在外国的债券上时，一旦赔本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赔本，没有任何补偿可言；如果把同样的财产投到国内的基础建设上来，那么即使赔本，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设施还是在被本国的经济所利用，有着长期的效益。”比如，我们如果把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钱为所有农村的孩子提供日本水平的基础教育，这些孩子毕业时照样可能失业。但是，如果把他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一代人，则有潜力成为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花下去的钱，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提供持久的、自主的动力。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1）

在近1/4世纪里，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崛起，自然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上升。这也是国内知识分子如此豪情万丈的底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的制度比先进国家的制度更优越，不用再跟着人家学。相反，世界应该多多注意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却是开放的。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要认识这种“自闭症”，我们不妨反省一下历史。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并代表英王提出了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记载了乾隆的答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与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进行贸易往来。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这番话，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笑谈。因为半个世纪以后，就是这个被视为离开天朝吃不饱的蛮夷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朝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回归当时的历史现实，乾隆皇帝的话也并非无稽之谈。毕竟，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几无止境，却难以提供在中国卖得动的产品。结果，中国对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世界的白银不断涌入中国。这和当今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手里堆满了美元的情形也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当年要比现在风光很多而已。

乾隆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精神的“自闭症”。他看不到正在变化的世界，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在他说这些话的二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断言：中国已经富到了头，没有发展的潜力，早晚要被英国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制度所超越。马嘎尔尼见了乾隆回来，也写到中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说当今中国很多学者也患上了精神自闭症，看不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看不到世界正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