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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杀“六君子”，使戊戌变法失败。

具体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接下来的短短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泄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对于这些变法，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而慈禧和光绪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帝、后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流露出焦急心情，嘱维新派妥筹良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袁世凯慨然应允，送走了谭嗣同。但他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却向荣禄告密。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发动了政变。

1970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1980年代后，大陆学者在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当时档册，准确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八月初六日，而是八月初四，从而使八月初五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借。

据袁世凯本人的日记《戊戌纪略》记载：八月初三日，谭嗣同深夜造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敷衍推诿，不肯答应。哄走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回到天津后，袁世凯立即积极主动向荣禄告密。又由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六日晨发动戊戌政变。这是认为由于袁世凯告密而致使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扼杀戊戌维新的重要根据。

海峡两岸诸多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重大疑点：第一，“杀禄围园”、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这是十万火急的天大事件。袁世凯告密若果真属于积极主动，他完全应该、并且可以在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立即在北京告密。中央权贵大臣奕劻、刚毅是西太后心腹，也都是袁的朋友，如果袁世凯决心告密，他完全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他们告密。但他没有这样做，初四日一整天无所动作，事隔一天，才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到天津去向荣禄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刚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叶祖圭等人来访，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次日再说。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慈禧有旦夕之祸，事关紧急，袁世凯完全应该、也可以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只因有客人即将此事拖延一天，于理不通。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驰京报信，两人却为如何保全光绪“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耽搁了一整天，当时处于险境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按袁世凯日记，荣禄的做法有悖常理。第四，时间上显然有矛盾。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实行训政是在八月初六上午。袁世凯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帝后，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日记中说：“抵津，日已落。”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当在夜间。即使当时荣禄得知了围园之谋，也难以于当夜赶到北京，将其情上报。因为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开通不久，没有夜车，且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谁都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更何况当时荣禄有客人，袁世凯欲言又止，荣禄是第二日即八月初六才得知实情，两个人却又耽搁了一天。而慈禧太后八月初四即已返回大内，控制了光绪，八月初六上午已经正式宣布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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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2）

此外，慈禧太后政变之初，捕拿维新派名单中只有康有为兄弟，没有谭嗣同。且上谕中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凯告密后才发动的政变，那么围园劫太后之谋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首罪，应首言之；而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谭嗣同是“逆首”，应列于捕拿维新派名单之中。可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还不知有“杀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