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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了回去说，且慢，且慢，这份合同里写着什么？问题是，贝拉诺只给我们明天一天时间的余地，巴尔加斯说，我们得速战速决。他上哪儿去，要离开我们了？我问。欧洲，去弄个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对巴尔加斯？帕尔多来说，粗俗与坦率甚至诚实是同义词）。他要去瑞典吗？我问。差不多吧，巴尔加斯？帕尔多说，瑞典，丹麦，比较冷的那些地方。我们不能把合同寄给他吗？我说。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罗，他去欧洲行踪不定，而且他想这次就把事情解决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向我挤着眼，把脸凑近我（我以为他要吻我了，这个隐蔽的同性恋！）我无法再往后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后躲，可是巴尔加斯？帕尔多只想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几乎是几句咕哝。他说我们用不着预付稿酬，说我应该签字，立刻签了，这样贝拉诺就无法收回这笔买卖，让竞争对手拿走这本书了。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竞争对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们来拿走，让他们赶在我们前面破产得了，可是我没有这样说，却鼓足劲用细小的嗓音问道：这孩子吸毒或者什么的吗？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放声大笑。接着又小声咕哝说：有那么点，利桑德罗，有那么点，但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书就在这儿，我们还是签了合同，免得晚了。可是这样……明智吗？我尽量咕哝着回应。这时巴尔加斯把他那张大脸从我脸边移开，用正常的声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种瓮声瓮气的亚马逊人的声音，他本人就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这样自称。当然，当然明智了，他说。这时巴尔加斯又走到这位诗人身边，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怎么样啊，贝拉诺，巴尔加斯说，这个年轻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丝白痴般的笑容从他脸上绽开，这是那种精神受到伤害的人，那种被切了前额脑叶似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天哪，这时我的秘书玛蒂塔走进来，把两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尔加斯？帕尔多要去找支钢笔让贝拉诺签字，行了，别去了，在这儿吧，可我没有钢笔啊，贝拉诺说，那就给诗人找支钢笔，巴尔加斯？帕尔多说。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钢笔都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了。当然，我的夹克兜里有两支，可我不想提供给他们。别签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可是玛蒂塔从我桌上的文件里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支钢笔。贝拉诺签了字。我也签了。我握了握这个智利人的手。我端详了一番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他好像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溃了，可还在微笑着。我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微笑呢？我看着巴尔加斯？帕尔多好像在问他，我在哪儿看到过这种可恶的微笑。那是一种毫不设防的微笑，那种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可是巴尔加斯却已经在跟这个智利人道别。他忠告这位诗人在欧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同性恋还在回忆着他在商船中度过的青春时代！连玛蒂塔听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经无法挽回。这书最终得出了。

第二部荒野侦探（27）

我这个向来雷厉风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记重拳。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他走之前来过我家。大概是晚上七点，我一个人在家里，母亲外出。阿图罗告诉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来。我祝他好运，可我都没有问他上哪儿去。我记得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在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干得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我去过墨西哥北部，去过索诺拉，也去过亚利桑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可也拿不准，然后他就笑了。短促、干涩的笑声，孩子似的笑声。不错，他好像很亢奋，而我清楚他其实从不吸毒。乌里塞斯？利马是吸毒的。他想什么都试试，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处于亢奋状态，什么时候不是。阿图罗就不同了。他从不亢奋。如果说什么人了解这点，这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又说要走了。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我就告诉他这个主意好极了，没有什么比旅游、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说到处的天空都一样，城市会变化而天空不变，我说他错了，我不相信，还说他自己的一首诗里就写到阿特尔博士描绘的天空，在艺术意义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意思大致如此。其实我不想争辩。起初我装作对他的计划、他的谈话、他要向我说的一切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是真正的不感兴趣，跟他有关的一切都让我乏味得流泪，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点走开让我安静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