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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两个西班牙人来了，吸着大麻烟，他们问休和那个巡夜人为什么哭，他们开始笑了，休说，两个体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么也不用说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烟让大伙传着抽，后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我问休。挺好，他说，准备收完葡萄就回家。你觉得那个巡夜的怎么样？我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干完收葡萄的活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我跟休回到英国。我本来打算还去南方旅游，去巴塞罗那，可是收割结束后我实在太累了，太虚弱了，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伦敦的父母身边，如果可能的话再看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待了两个星期，无所事事的两个星期，没有见任何朋友。医生说我“生机消耗殆尽”，开了些维生素，又让我去眼科大夫那里看看。大夫说我需要配副眼镜。过了没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给那个巡夜人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了他一切：我如何离开法国，医生怎么说的，我现在戴着眼镜，如何想尽快挣点钱计划去巴塞罗那看他，还说我爱他。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他写了大概有六七封信。后来新学期开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第二部荒野侦探（49）

阿兰？莱伯特，切斯？拉欧尔酒吧，旺德尔港，法国，1978年12月。

那时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组织中。我有一间自己的窑洞，常常去拉欧尔酒吧读《解放报》。我并不孤单。还有别人跟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晚上，我们讨论政治，玩撞球。有时聊聊刚刚结束的旅游旺季。每个人都会聊起别人干过的傻事，以及给自己挖的陷阱，我们在拉欧尔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这些亮闪闪的星星在宣布严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临。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我们独自或者成群结伙地离去。我呢，回到城外的窑洞里，离波莱多岩石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不明白这座山为什么会叫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费神打听过。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现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总之，我说过了，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睡思昏沉地步行过去，到那儿后就点亮蜡烛，方便在里头走动。波莱多岩石山有十个窑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从未进错过。我会爬进自己的那只加拿大猛人探险者牌睡袋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时而理解时而不理解（大多数时候）的事情，然后浮想联翩，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昏然入睡，在梦中飞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莱多就像一个通勤者居住的小镇。特别是夏天。每个窑洞里都住着人，有时达四个或者更多，大约十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外出，说着早上好，朱丽特，早上好，皮埃罗特。如果你待在窑洞里，躲在睡袋里，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么明媚，接着会听到锅盘撞击的声音，有人用野炊炉煮水的声音，甚至都能听到打火机的咔嚓声，高卢牌香烟从皱巴巴的烟盒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声音，你能听到哈哈声、呵呵声，当然总有白痴在谈论着天气。可是，在那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全部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波浪扑打到波莱多岩石的涛声。接着，夏季结束，窑洞开始空了，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然后四个，最后只剩三个人，皮莱特、马莫德和我。这时皮莱特和我已经在伊索贝尔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长告诉我们可以带上装备，搬进船员宿舍。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窑洞里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间，而船舱里简直就像睡在棺材里一样，皮莱特和我已经习惯了在露天的空气中睡觉的舒服劲儿。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去狮子湾出海，有时挺顺利的，有时彻底失败，一般是以赚钱多寡来衡量，如果运气不错，赚的钱足以付我们的饭钱，倒霉的日子，拉欧尔酒吧连牙签也要给我们赊账了。这种萧条期会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时船长说也许皮莱特是个灾星，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走出来这样说，就像人们在谈论下雨了或者饿了一样。接着，另外几个打鱼的说如果真是如此，干吗不把皮莱特就地扔进海里去呢？回港口后就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进海里了。我们聊了会儿这事，半开玩笑半当真。所幸皮莱特喝得太厉害了，搞不清我们别的几个人在说什么。凑巧，那段时间，几个警察杂种到窑洞里来找我。我偷过一家超市的东西要在奥尔比附近的一个小镇受审。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只拿了一块面包、一些干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