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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攻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