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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巢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 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过打仗,也多少学了一点。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感到没指望了。却听他轻轻说了声:“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点钟来找我。”我感到有门了,连忙补充一句:“司令员,与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战场上考验我!”
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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