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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友国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