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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打砸抢，打伤的人至今还住在医院，决定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处理转业。后来又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不好，党藉都难保留。

我哭了，说：“我有教训可吸取，参加过对老师的围攻起哄，但我没打过人。”我也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让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承担责任！全国多少大人物，大学问家，有几个当时站出来说一声：孩子们，你们错了，受骗了……现在都站出来了，指着我们………就是他！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夸大自己受害的事实，想捞好处……”

领导拍了桌子，大骂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认为在劫难逃了，我准备了冲锋枪，压满了子弟，准备干掉那些不让我说话的人！

好危险呀！幸喜，一个领导找我谈：你别激动，我们准备派人去调查，不能凭一封揭发信就下定论。

我至今感谢这位领导，他一句话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调查清楚了。当时我们边防团属德宏军分区。分区结论是：与本人所写情况汇报（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写检查，只写汇报）一致。吕江增参加过当时遍及全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并任队长。未发现别人揭发信中列举的行为，不予处分，不转业。

我很激动，很高兴。1979年4月部队开到老山这边接防，我一路歌声。

接防不久，连长触雷牺牲，我当了连长。

连队守在一个河谷间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从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个半小时，下来只要15分钟。下面闷热不透风，湿度大，山上大风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是露岩地，没有土，到处是快刀石，想找个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两面山上都是越军，最近距离50米，他们说话吹哨都听得到。1979年打仗，这个方向没打，我们刚来时，彼此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去布雷，被越军打死两人，一个叫高永年，他掩护大家撤退被手榴弹炸伤，等我们把他抢救回来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尽了，死在战友的背上。

从此，越军露头我们就打。中间是密林，看不见，只要树林摇动我们就猛打。越军向我们喊：解放军，不要打嘛。我们不理他。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敢露头。

越军嘴上喊不要打，其实是麻痹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洞子里唱歌。哨兵报告：“敌人！”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叫大家使劲唱，同时指挥大部份人钻出洞，绕到敌人后面去。快出发了，我故意大声喊：唱什么，睡觉了！

可惜，在我们离敌人还有20米的时，一个战士蹬响一块石头，被敌人发现，吓跑了。

后来我们自编了一个快板叫三十七计………唱歌计。

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了五年。正如一个拍电视的记者所说：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说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么洗脸嗽口全说不上。为什么水这么珍贵，因为全连分散在几个点上，每个点有那么多哨位，只能轮流分出一个人背水，一人一天背两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给大家，一袋给炊事员。炊事员用水的原则是，先淘米，澄清后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给大家洗碗。

由于长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肤上结了一层垢泥，可以一块块揭下来。

轮到党员、干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吗，怎不能一次背两袋？不可能！许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桩，吊上线，得攀援着上下，还有几处断崖，用几根木头搭了天桥，很窄，又倾斜，不小心，就得掉进深谷底去。

景颇族孙勒腊，是我们连三排长，一贯以身作则，他背过两袋，还爬得很快，但没到地方，身子卡在一个树杈上。战士们以为他开玩笑，装死，走近前才发现他昏过去了，将他摇醒，他还要背，战士说：“排长，得了吧，创造这个纪录，体育界也没这个项目。”

倾盆大雨天，就是我们阵地的节日。大家都脱光了，洗澡，洗衣。什么都拿出来接水，脸盆、钢盔、塑料布……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肤病，阴囊炎，走路都得叉开腿，坐下就扇裤裆。副连长李世荣一直在顶峰，得了面部神经麻痹，脸歪了，就是不下来。有个阵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战士张德学一人站岗，背水作饭。

还有自然灾害。一天晚上，哨兵听见了轰轰声，马上鸣枪告警，大家忙钻洞………帐棚都搭在大石上，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