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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竞底组织很难吸引高层次、一流人才的加入,同时也导致企业的后劲不足。
郭台铭就很明确地称富士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正因为自己用的是四流人才,所以可以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竞底,同样也不必过于追求管理的进步,因为竞底就是最有效的管理。
显然郭台铭也知道,一、二流的人才是无法在富士康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他既不能容忍他们,也不需要他们。
无法避免的反竞底
由于竞底组织中的竞底性,因此竞底者与被竞底者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而合作却是偶然和短暂的。
当竞底者和被竞底者的力量相差悬殊时,这种潜在的冲突可能一直处于隐蔽状态。通常的表现是:被竞底者不同意竞底者的意见时,保持沉默、消极被动地执行,但被竞底者也在一直窥探竞底者的实力变化,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拥有更多的力量,那么隐含的冲突就很容易公开化。
竞底者很难从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冲突,他们总觉得冲突是对自身权威的挑战和蔑视,因此强势的竞底者喜欢通过压服解决冲突,他们不愿意接受谈判,因为谈判将使自己显得缺乏竞底实力,从而酝酿更大的冲突发生。比如最近重庆、海南等地的出租车司机*事件,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出租车公司竞底到艰难的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事件来解决。
而理性的竞底者通常会选择有限度的沟通,他们倾向于让大家认为冲突的发生主要来自于沟通不良,而不是由于竞底战略所必然产生的。这种方法在冲突刚刚发生时往往能够奏效,但次数一多,将会引起被竞底者的警惕而渐渐失去作用。联想最初宣扬“家文化”,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但是当联想开始裁员时,“联想是我家”的口号就显得很苍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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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1)
(代前言)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选择!
竞底策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策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