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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37年，在当时还附设在人类博物馆里的电影资料馆举行的一次电影放映会散场时，乔治·萨杜尔向我吐露了他打算写一本电影史的想法。老实说，我当时对此事并未予以重视，根本不曾预料到他这一决定将在我们对电影的了解上产生重要的作用。

乔治·萨杜尔当时在影评界还是个新来的人。同他此时对超现实主义和**这两大抉择相比，上一行将成为他终身事业的决定，在当时看来，似乎出于偶然，无关重要。

人们当时甚至没有把他列入那些对《电影评论》有贡献的超现实主义者中间。

因此我当时怎能企待他来实现我在奥里奥尔与布鲁纽斯身上，或在皮埃尔·亨利与让·米特里身上①未能实现的希望呢？后二人可说是活的百科全书，他们看过许多库存的影片，阅读过许多宝贵的资料，并曾慷慨地将这些资料供我使用过。

①以上四人都是法国著名的影评家，奥里奥尔曾于1928年创办《电影评论》，让·米特里曾于1936年同本序作者朗格卢瓦创立法国电影资料馆。——译者。

再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当时也会这样想：乔治·萨杜尔怎能比从1915年起就参与电影工作的路易·德吕克或是莱昂·穆西纳克的著作带来更多的东西呢？除了那些醉心于《芳托马斯》①的年轻一代人所固有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偏好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①《芳托马斯》（FantoAmas）法国早年的惊险片（详见本书正文）影响一直至今，60年代仍有以此为内容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出现。——译者。

当时，假如有人告诉我即将出版一部由皮埃尔·亨利写作的电影史的话，那我将怎样兴高采烈、热情满怀地来欢迎它，因为我相信，这位作者在这样的书里，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一定会向读者提供他从年轻时起作为最早有见识的电影爱好者之一累积下来的知识。他是路易·德吕克的好友，是《大众电影》的主编、《电影》杂志的撰稿人、《我的电影》的负责人、《电影杂志》的评论家，同时也是“法国电影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就是到今天，这位通晓电影的人写的见证性的文章仍然非常重要，因为他对影片的论述可以弥补我们今天对那些再也无法看到的优秀影片的了解不足。

因为在1937年，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

电影初期的情况也是如此，1909—1912年间出版了一些最早论述电影起源的小册子，然后是在这些小册子启发下写出来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既真实而又有片面性，旁征博引而又零星不成系统，其中最后一本著作曾在1926—1931年间引起一场关于电影发明的争论，因此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如果没有这场争论，这类资料可能早已散失；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差不多”思想的危险，同时也显示出版一部著作的好处，即便出版一部错误的著作，也会因此引起批评，从而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情况，而这也正是萨杜尔从中获得的教益。

因此，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

只要浏览一下1935年出版的巴尔台希和布拉西拉什合著的《电影史》的最早版本（这是1937年前最后出版的一部电影史），就可以发现，它的价值不在于显示过去，而在于布拉西拉什对他看过的影片及其制作者加以描述、说明、确定其地位高低，由此表示其判断的可靠性。但是，这种写法只适用于他个人了解的、亲眼看到的影片，也就是说，只限于他所知道的，并当时在大家心目中认为是唯一重要的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一个很短的时期。

正是由于这种判断的可靠性，才使该书引人注意，并具有历史的价值。只要把此书1935年的版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就可明了以后他们作为历史增添的一切，只是歪曲了它的原来面貌，并且由于淹没了只在原先简明叙述中存在的基本特点，从而损害了它的原有价值。

影评家只有在他的判断预言到未来时才涉及历史。正是由于这点，所以路易·德吕克的著作属于历史的范畴；也正是由于这点，他的著作多年以来成为许多电影史的唯一参考资料。

反之，电影史家的优越性在于回顾过去，他的判断的可靠性不是超过现在去预言未来，而是相反地，穿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