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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这样说到：是的，他认识那个施托伊丁，那个脱离了正确道路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一贯自以为是。

科塔和赖因哈德所写的报道，大学生们都读过。而施托伊丁则给赖因哈德介绍国内的各种状况：“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高层首脑，从皇帝直到罗伊特林根的市长都感到无比恐惧不安，并且他们进行反对，但是却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对此进行反击。渐渐地，到处都开始推出出版审查，但是人们让这些著作在别的地方印刷。皇帝雇佣了一个名叫霍夫曼的教授，让他办一份针对传播中的自由期刊。之前，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对这份期刊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告，这让人们感觉到，皇帝在控制着这场游戏的局面。它出版了，维也纳人高声谈论，说皇帝是这份期刊最重要的创办人之一。它被寄送给了普鲁士的国王，他做了最为友善的答复并保证，他本人将尽一切可能为这份杂志的传播做出贡献，并且这封信被刊印在了公开的报纸之上。你看到了，我们的公爵们做出了何等愚蠢的回击。”

Ⅴ　革命（11）

这个大学生俱乐部并非一个阴谋策划者同盟，尽管宫廷和教会监理会是这么猜想的。他们如痴如醉地高谈阔论，他们为他们的各种情感所支配，把希腊和法国人的理想联系起来，当暴力行为占上风时，他们变得忧心忡忡，他们更像是后来成为了所谓的吉伦特派成员的布里索和他的朋友们的追随者，而并非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特的追随者。革命离得越近，他们便会越不安。如果革命的军队成功了的话，他们将要去攻占南部的巴登、黑森和符腾堡，他们将会撤退，将会小心翼翼地在一旁观望，而只有少数几个愿意卷入其中的人，比如韦策尔和泽肯多夫，会到街上去，承认自己是雅各宾派成员。

荷尔德林则介于纯粹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之间。他很钦佩施托伊丁和赖因哈德这些能够有意把自己的存在作为赌注的人，他没有这个能耐，他的理念不愿接受那些庸俗而血腥的边缘，或许也从未想过要将这些实现。虽然法国军队以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挺进美因茨之后，他于1792　年11　月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冷静地权衡了，这些事情关乎哪些人，而不关乎哪些人。他请求他“亲爱的妈妈”不要因为战争而过分担心，因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况也不会像您或许所害怕的那么糟糕。确实，在我们这里发生一些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谢天谢地！人们不可以剥夺我们自以为拥有的权利，我们也不是那些因为暴力和压制行为而可能受到处罚的人。战争在德国还要蔓延，其所到之处，一个好的市民无大损失，或者根本就没有损失，并且还得到了很多东西。如果有什么是必须做的话，那么这也是甜美而伟大的，即：把财产和鲜血献给祖国。如果我是为战争中所取得伟大胜利战死沙场的一个英雄的父亲，我一定会痛恨自己为他而流的每一滴泪水。”

从最开始，他们就把这个发展过程理想化了，就连对国王的谋杀也没有能够激怒他们，因为毕竟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为共和国扫清了道路——直到革命把它自己也给毁灭，直到恐怖统治的日子来临，他们才放弃了对共和国的过高期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亲眼见到了，亲身经历了，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被赐予过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施托伊丁走向死亡；康茨成了教授；那两个莫佩伽人贝尔纳德和法洛特总算是成功地通过了他们的考试，继而成了神学家；黑格尔成了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普鲁士的哲学家；谢林这个天才在有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开始之后便自我封闭起来，成了一名愤世嫉俗的反动者；泽肯多夫，就像在短时间内还应算作蒂宾根这个圈子中一员的辛克莱一样，他们一直忠诚于年轻时候的理念，直到被人们谴责其背叛祖国为止。

而荷尔德林呢？他的记忆最为准确地保存了这些关于希望和内心激动的语句，它们一再重现于他的诗歌中，只是他避免让自己直接去从事政治颠覆活动。他虽然不脱离他的朋友们，还是继续参加他们后来在洪堡、拉施塔特和斯图加特的聚会，并且一定也注意倾听了，但是却再也没有人问他：你怎么看，荷尔德？因为大家都严肃地对待他易受伤害的感情。

Ⅵ　第五个故事（1）

1792　年初夏，即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爆发几周之后，法洛特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破了奥古斯蒂内尔宿舍的宁静并喊道：希尔绍和罗腾堡躺着一些法国人。但是他立刻又接着解释道：这是一些难民，一些听命于法国国民议会领袖米拉波而又与奥地利人结交的人。军队被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