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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翼为代表，成功地*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叛乱。他们公允、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逐渐更专业化地与外国人打交道，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他们购买机枪与克虏伯大炮；随着各路起义军在19世纪60年代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得到了这些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落后于*的挽救

在很多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被历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一直到1894年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9世纪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请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臆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结果虽然改革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像它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它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当《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又开始迅速回落到无能、*、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最终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它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像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需要更有技巧地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他们或许不知道，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缺乏现代交通运输、通信、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