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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似乎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现代军事与工业的建设上。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芮玛丽相信，这场运动的失败在于，这些杰出人物试图把近代国家的形态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当他们越努力试图为中国引入新的技术时，越自觉地从传统中寻找依据。技术与物质上取得的某种成功，不是用来为中国展开一个新旅程，而是加强了旧有的逻辑。所以，这段被称作“中兴”的历史，恰到好处地回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的框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的种种努力，包括现代的邮政系统、强大的北洋海军舰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企业，都像是覆盖在中国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皮，它们只是强化了保守者固执的信念。

尽管明治维新也存在种种弊端，它开拓的畸形改革也与后来军国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最终我们看到，日本的努力的确将自己推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而当时的中国也许正是没有期待中的一场革命的到来，现状最终没有被改变。

激进变革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自今日起。”1870年左右，一位日本人这样回答他的德国朋友关于日本历史的问题。如果你阅读19世纪最后30年日本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作品，你仍可感受到那种震荡在整个日本国内的变革空气。而且变革一开始就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游戏，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在维新开始的1868年4月，明治天皇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许诺“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过广泛协商”，“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这两点核心观念为接下来的一切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国民心态、倡导个人意识的觉醒，自上而下推进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

新政府迅速废除了封建征兵制，按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则接受英国人的指导。在经济层面，政府则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的方式来确保现代工业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的统一局面与加速全国市场的形成，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在1871年开始兴建；同年，司法部成立，为扭转“个*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几年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89年的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道：大学教育应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新成立的文部省则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日本青年被鼓励前往西方留学……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在19世纪70年代，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是文明的象征。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4）

在中国，李鸿章是曾国藩推动的中兴运动的继任者，他期待通过洋务运动来再造古老帝国。而李在日本的对应者则是伊藤博文。对西方入侵者的抵触情绪曾同样支配着日本与中国的年轻一代。1862年，21岁的伊藤博文曾试图烧毁东京新建的英国大使馆。但仅在一年后，当他准备前往英国时，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依靠武士的刀剑将英国人赶走，必须开始致力于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李鸿章缔造了北洋海军，派遣了留美幼童，推动了西方知识的传播，他所提拔的盛宣怀则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但他的改革努力却始终笼罩于权力的阴影之下，这些值得期待的新事物自己本身都没有生命力，必须依靠个人的权力与相互妥协的关系网，它们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

而伊藤博文却成为了1889年日本新宪法的主要设计师，这部宪法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此后，他又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于是，他在1898年辞去官职，创建了新政党，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明治维新都是人类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年代之一：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国家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895年，它击败了它长期以来的老师——中国，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特例。

评价激烈的明治改革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